雍正上谕 一、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，谩骂诽谤朝廷，是何居心？
作者：雍正皇帝【原文】
上谕：浙江逆贼吕留良，凶顽梗化，肆为诬谤，极尽悖逆，乃其逆徒严鸿逵者，狂暴狠戾，气类相同。意见吻合，实为吕留良之羽翼，推尊诵法，备述其遗言绪论，又从而恢张扬厉，以附益之，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。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，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，无端反噬，愤懑猖狂，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；至若严鸿逵，则生今之世，为今之人，自其祖父，已为本朝之编氓，践土食毛，戴高履厚。严鸿逵之于明代，岂有故君旧国之思，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，何所庸其感忿，何所庸其追忆，而亦敢效颦狂吠乎？兹择其悖逆之语、彰明较著者，一并宣示，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，无父无君之罪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其日记有云：“索伦地方，正月初三地裂，横五里，纵三里，初飞起石块，后出火，迫三十里内，居人悉迁避。”
旨云：此等异事，古来甚多，况在口外，何足为奇。又云：“徐姓在燕，有仆妇发狂，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，忽报朱三太子来，三人下阶迎之。见一人浑身血痕，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，三人初不允，固索，乃允。约以某日发水始去。醒而言之。后几日，热河水大发，淹死满洲人二万余。计其日，则此妇所梦之日也。”
又云：“江都邵穆布将死，如有所见，口呼‘惕斋先生，与我无预’者，月余而死。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，有人在彼署中，见其死时如此。”
又云：“十六夜月食，其时见众星摇动，星星如欲坠状，又或飞或走，群向东行。”
又云：“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，一钦天监云：此星出天沛垣，入天市垣，分野属吴越，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。其色白，应主国丧，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。”
又云：“予所戴六合一统帽，以拟四方平定巾，今士人仿效渐多，因阅《日知录》，乃知先朝已有是名，亦太祖所制，若曰‘六合一统’云尔。”
又云：“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，方圆点叉不一，或圈中有字。”
又云：“徐孝先终身衣直领，戴孝头巾，言与先皇帝戴孝。”
又云：“近日有雄鸡生卵，雌化为雄；又有犬产蛇鳖，胎生。”
又云：“练市有沈开生名伦，不去发，白衣冠终其身。”又云：“河南有虾蟆食人异。奇哉！”
【译文】皇上谕旨：浙江逆贼吕留良，凶恶顽固，竭力诬谤，悖逆已到极点。至于他的徒弟严鸿逵这人，性情狂暴狠戾，和他气类相同，意见完全一致，确实是吕留良的死党，他推尊吕留良的学说观点，全面讲述其遗著的主旨，并且进一步夸张发扬，作为吕留良论著的补充，他所说的话，有些甚至比吕留良说过的更加凶狠。这个吕留良身为本朝的秀才，却去攀附明朝的仪宾，自称是其后代，毫无理由地对我朝反咬一口，愤恨猖狂，已属于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所罕见；至于严鸿逵这人，则是生在今天的世界，是今天存在的人，自他的祖父起，已属本朝的百姓，吃的住的都是本朝恩赐，对他恩泽真是如天地一样高厚了。严鸿逵和明朝的关系，怎能扯上一点故君旧国的想法，而他在本朝，则实际上受到养育的恩德，又有什么可使他愤慨，又有什么可使他追忆，因而也敢学着吕留良一样狂吠呢？现在择录他悖逆的言论，说得比较露骨的话，一并揭示出来，以使中外臣民，都知道严鸿逵违背天理，无父无君的罪行，是无法逃匿于天地间的。他的日记里说：“在索伦（今属内蒙古自治区）这地方，正月初三日发生地裂，横五里长，纵三里长，起初飞起石块，后来又喷出火来，附近三十里内，居民悉数迁移逃避。”
圣旨评说：“这种异常的事，古来发生很多，况且在关外边区，有什么值得奇怪？”
他又记载说：“有个姓徐的，住在燕山一带，他家有个仆妇得了疯病。有一天晚上梦见三个贵官模样的人坐在大厅上。忽然有人来报告说朱三太子来了。三个人便走下台阶去迎接。只见一个人浑身血迹，愤怒地向这三个人要黑水三道，这三个人起初不应允，朱三太子坚决索要，三人才同意了，约定于某天把水发去。这仆妇醒来以后，把这梦告诉了别人。又停了几天，热河发生大洪水，淹死了满洲人两万多名。计算发水的日期，正是那仆妇梦见三个人答应发水的日期。”又说：“江都的邵穆布快要死的时候，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，嘴里连声呼叫惕斋先生，这事和我关’，经一个多月才死去。当时这个案件就是发生在这个人身上。有人在邵穆布的衙门里，看见他死时就是这样。”
又说：“十六日夜里月蚀，那时看见天上很多星星都动摇不定，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，又有一些星星或飞或走，都朝东边去了。”又说：“往年七月初四日星星有变异，有一位钦天监的官员说：这个星星出在天沛垣，又走入天市垣；和它相应的地域是江南一带，预兆在几年以内，江浙一带会有兵灾起于民间。这星色白，预兆国家要发生大丧事，在本年内，这后一个说法已经应验（指太后去世）。”
又说：“我所戴的‘六合一统帽’，可用它比‘四方平定巾’。今天的百姓仿效这种帽子的人逐渐多起来。因而查了一下《日知录》，才知道明朝时已有这个名称，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，就像在说‘六合一统’这样的话。”又说：“燕地（今北京一带）的人，家门头上都用红土画个圈，画的方圆点叉都不一样，有的则在圈里写上一个字。”又说：“徐孝先一辈子穿直领衣衫，头上戴着孝巾，说是给先皇帝戴孝。”
又说：“近来有雄鸡生蛋，母鸡变成雄鸡的事；又有狗生下蛇和鳖，都是胎生。”
又说：“练市有个沈伦字开生的人，不去头发，穿白衣戴白帽终身。”
又说：“河南发生有虾蟆吃人的异事。真可怪呀！”
【原文】
凡此荒唐叛逆之语，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，已不胜枚举，其中惟索伦地方，拥石出火，实有之事，此盖彼地气脉使然，前此已经屡见，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。本地相传，皆言自土中拥出者，历年已久，无从考索。是以其地名九墩，与新出之石，凡十矣。其傍远迫山顶，亦有烈焰者，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，是以有“从前甚多”之谕旨。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。至热河水发一事，口外重山迭嶂，五六月间大雨时行，凡涧溪悉成巨浸，行旅时为阻滞，然雨止，则一二时即退。热河山回峦抱，中惟一道河流，每雨水稍大，众山之水皆从此出，是以往往有冲决堤岸之事。
康熙四十八年六月，大雨连昼夜，其时附近行宫一带，地处高阜，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。本地久居之民，实所习见，不以为异。而扈从之官兵，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，皆安重不迁。惟寄居之匠人等，以生平所未见，惊惶迷惑。或有愚人编木为筏，谓可以乘流而渡，遂有木筏触石而解，以至沉溺者数人。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，在隔河山麓，有守水官兵，凛尊法度，水至不敢移徙跬步，亦至沉溺二三人。是时，朕以轮班，恭请圣安，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，因约束严整，无一妄动之人。及至水退，皆安然无恙，无一人被水者。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，何其妄诞至于此极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，及起蛟之事。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，严鸿逵岂不闻之乎？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。且热河之地，五方贸易之人毕集，而佣工力作者，多系山东山西之民。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，有此理乎？乃托之梦幻，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，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。
【译文】
凡是这些荒唐叛逆的话，自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六年（公元一）这段时间所记载的，已经不胜枚举，其中只有索伦地方地下喷出石头和火是实有的事。这是因为当地气脉的原因致成这样，过去已经屡次发生，现在还存在着九座石堆为证。本地人传说，都说这九堆石头，都从地底涌出来的，经历年代已经很久，无法考证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所以地名就叫九墩，加上新出的石堆，已经有十个了。这些石堆旁边的山顶，也能喷出火焰。这事圣祖皇帝很清楚，所以才有“这事以前很多”的谕旨。而严鸿逵却拿这些来当成讽刺的讥笑我朝出现灾异的材料。
至于热河发生洪水这事，是因为长城外群山层迭。五六月间下大雨时，凡是溪涧，都成为大湖，旅行的人常常受到阻滞。但雨停后，不过一二个时辰，水就可退走。热河地方群山环抱，中间只有一道河流，每当雨水稍大的时候，群山的河流都是从这河流出，所以往往会产生决堤的事件。康熙四十八年（公元）六月，大雨下了一天一夜，当时附近的行宫一带，地处高冈，只有隔岸山脚下有些地方被水淹没。本地居民住得久了，常常见到这种情况，并不以为奇。而护卫皇上的官兵，也都知道雨停后水势便会减退，所以都安稳不动。惟有那此临时来做工的工匠等，因为生平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以致惊慌失措，个别愚蠢的人便编造了木筏，以为可以顺流逃走，遂发生有木筏触碰山石而解体的事，以致落水溺死数人。
此外，圣祖仁皇帝御用的水井，在隔河的山脚，有看守水井的官兵，严格遵守法度，洪水到来时，也不敢移动半步，因而也落水淹死二三个人。这时诸皇子中，正轮到朕去恭问圣祖安康，随从的官兵有二三百人，就驻扎在洪水暴发的地方，因为军令约束很严，没有一个人随便走避；等到水退以后，都安然无恙，也没有一个人落水。可是严鸿逵却说淹死二万余人，为什么要荒唐捏造到这种地步！江苏、浙江等地，时常有山洪暴发，和发蛟的事情，动不动地会冲没村庄几百户人，严鸿逵难道没听说过吗？为什么独独把热河的发水当成上天降罚的异事。况且热河这地方，各地来做生意的人密集，而来打工出卖劳力的人，大都是山东山西的百姓，而严鸿逵却说只淹死满族人，能有这道理吗？至于假托梦境，捏造朱三太子索要黑水等话，更不知严鸿逵肚里生的是什么肺肠。
【原文】夫从来讪骂诽怨之词，多言桀犬吠尧，吠非其主，以自卸其罪。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，为今之民，明代沦亡已久，而我朝定鼎，经百年有余，按之天时，稽之人事，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，以及伪朱三太子，非严鸿逵之主也，明矣。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，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？且臆造讹言，好乱乐祸，于升平宁谧之时，作干戈扰攘之望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，而公然诬蔑；以今日之民安物阜，而朝夕咒诅。种种丧心病狂，皆拾吕留良之唾余，而尤加幻妄，岂非凶虐性成，万死有余之逆贼乎！且伊既私自著述，造为妖罔嵘，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，以掩其奸顽。浙俗浮薄之士，簧鼓其虚誉，致有廷臣以纂修《明史》荐举及伊者，伊乃自鸣得意，抗慢诡激，其日记有云：“传之得炳仪字，仍嘱劝驾。有‘尧舜在上，不可徒事高隐’之语。予笑谓尧舜在上，独不可下放巢由耶。”
又云：“总宪又有面奏，语嘱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，势不得辞云云。然予意自定，当以死拒之耳。”
其大言藐抗，即已若此。乃日记又云：“有衡州人张熙，字敬卿来见，言其师曾静，永兴县人，在彼中讲学，学者称蒲潭先生。从前因读讲义，始弃诸生。”
又云：“敬卿欲往江宁，作致双亭字，又寄冬之字。”
夫以朕特旨诏修《明史》，旁求山林隐逸之士，而廷臣荐举及伊，则妄附巢由之洗耳，至欲以死力拒、视朝廷如儿戏，待征召于弁髦。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，尺书驰问，一介相通，则数千里之外，呼吸相应，亲如同气，辗转游扬，招纳党类，天地间，显图不轨，恣意横行，扰乱纲常，震世骇俗，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。似此悖逆叛乱之人，煽惑民心，贻祸后世，王法所不容，神人所共嫉，且获罪于圣祖皇帝，与吕留良党恶共济，其罪不容于死。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？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，具奏。【译文】
自古以来谩骂诽谤朝廷的，大都用桀犬吠尧，各为其主这个典故，来推卸自己的罪责。然而严鸿逵生在今天的世上，是当今的百姓，明朝灭亡已经很久了，而我朝建国有一百多年了，从天时上，人间关系上来说，从明太祖到崇祯皇帝，以及伪朱三太子，都不能说是严鸿逵的主人。如果这样，为什么他要托心给遥远的并不是他主人的人，反转过来狂咬自己的像神尧一样的主人呢？而且他遂意捏造谎言，好乱乐祸，在全国升平宁静的时候，他却盼望动乱打起仗来；像圣祖这样给百姓带来的盛大恩泽和天神一样，他却要肆意污蔑；对于今天的百姓安乐，物产丰隆，他却要朝夕咒诅。他这种种丧心病狂的攻击，都是拾吕留良的唾余，而且更加上一些无影捏造，这难道不是凶残成性，万死也有余辜的逆贼吗？而且他既然私自著述了不少攻击我朝圣祖的文字，捏造不少妖妄言论；而又在表面上装成迂腐安分的态度，用以掩盖他的奸险顽固。浙江一带轻浮的读书人，为他摇唇鼓舌吹捧，使他得到一些虚名，以至朝廷内有的官员竟然要举荐他参加编修《明史》。他也因此而自鸣得意，用激烈傲慢的手段来拒绝征召。他在日记里说：“传之得到炳仪的来信，仍是托传之劝我应召参加修《明史》，信中有‘现在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，不可老是做高人隐士’等话。我笑着说，既然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，难道不可以放过巢父和许由吗。”
又说：“总督又面奏，并嘱咐易斋，让惟怀写信给我，劝我去就职，这种形势下是辞不掉的’等话。但我的主意已定。宁死也要拒绝去干这事。”
他口出大言，藐视和拒抗朝廷，既然已到这种地步，而其在日记中又说：“有衡州人张熙，字敬卿来见，说其师曾静，永兴县人，在他那里讲学，学者都称他为蒲潭先生。以前因为读了吕留良著的《四书讲义》，才抛弃秀才不做。”又说：“敬卿打算去江宁（今南京），给双亭写了封信，又给冬之写了封信。”
由于朕下旨要求纂修《明史》，并寻找一些有学问而隐居未仕的学者参加，因而有官员举荐了他。他却狂妄地自比作巢父，许由的洗耳，甚至要以死来力拒，把朝廷看成儿戏，把征召的文书看成无用废物。而对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逆的人，却不断书信往来，同类相聚，虽则远在数千里以外，也呼吸相应，亲密如同兄弟，辗转交纳，招纳同党于国内，显然是打算图谋不轨，恣意横行。其扰乱纲常伦理的作为真是惊世骇俗，真是从来没有人凶狠狡猾到这种极点的。像这样悖逆叛乱的人，煽动蛊惑民心，把祸害带给后世，是王法所不能容许的，神鬼和人民都对他们憎恨的。而且他罪行涉及攻击圣祖皇帝，和吕留良一伙党恶共济，他的罪行真是死有余辜。严鸿逵应当怎样治罪处理，命令九卿、翰林院、詹事府有关科道，开会迅速议定，奏报上来。
上谕：浙江逆贼吕留良，凶顽梗化，肆为诬谤，极尽悖逆，乃其逆徒严鸿逵者，狂暴狠戾，气类相同。意见吻合，实为吕留良之羽翼，推尊诵法，备述其遗言绪论，又从而恢张扬厉，以附益之，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。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，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，无端反噬，愤懑猖狂，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；至若严鸿逵，则生今之世，为今之人，自其祖父，已为本朝之编氓，践土食毛，戴高履厚。严鸿逵之于明代，岂有故君旧国之思，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，何所庸其感忿，何所庸其追忆，而亦敢效颦狂吠乎？兹择其悖逆之语、彰明较著者，一并宣示，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，无父无君之罪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其日记有云：“索伦地方，正月初三地裂，横五里，纵三里，初飞起石块，后出火，迫三十里内，居人悉迁避。”
旨云：此等异事，古来甚多，况在口外，何足为奇。又云：“徐姓在燕，有仆妇发狂，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，忽报朱三太子来，三人下阶迎之。见一人浑身血痕，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，三人初不允，固索，乃允。约以某日发水始去。醒而言之。后几日，热河水大发，淹死满洲人二万余。计其日，则此妇所梦之日也。”
又云：“江都邵穆布将死，如有所见，口呼‘惕斋先生，与我无预’者，月余而死。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，有人在彼署中，见其死时如此。”
又云：“十六夜月食，其时见众星摇动，星星如欲坠状，又或飞或走，群向东行。”
又云：“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，一钦天监云：此星出天沛垣，入天市垣，分野属吴越，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。其色白，应主国丧，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。”
又云：“予所戴六合一统帽，以拟四方平定巾，今士人仿效渐多，因阅《日知录》，乃知先朝已有是名，亦太祖所制，若曰‘六合一统’云尔。”
又云：“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，方圆点叉不一，或圈中有字。”
又云：“徐孝先终身衣直领，戴孝头巾，言与先皇帝戴孝。”
又云：“近日有雄鸡生卵，雌化为雄；又有犬产蛇鳖，胎生。”
又云：“练市有沈开生名伦，不去发，白衣冠终其身。”又云：“河南有虾蟆食人异。奇哉！”
【译文】皇上谕旨：浙江逆贼吕留良，凶恶顽固，竭力诬谤，悖逆已到极点。至于他的徒弟严鸿逵这人，性情狂暴狠戾，和他气类相同，意见完全一致，确实是吕留良的死党，他推尊吕留良的学说观点，全面讲述其遗著的主旨，并且进一步夸张发扬，作为吕留良论著的补充，他所说的话，有些甚至比吕留良说过的更加凶狠。这个吕留良身为本朝的秀才，却去攀附明朝的仪宾，自称是其后代，毫无理由地对我朝反咬一口，愤恨猖狂，已属于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所罕见；至于严鸿逵这人，则是生在今天的世界，是今天存在的人，自他的祖父起，已属本朝的百姓，吃的住的都是本朝恩赐，对他恩泽真是如天地一样高厚了。严鸿逵和明朝的关系，怎能扯上一点故君旧国的想法，而他在本朝，则实际上受到养育的恩德，又有什么可使他愤慨，又有什么可使他追忆，因而也敢学着吕留良一样狂吠呢？现在择录他悖逆的言论，说得比较露骨的话，一并揭示出来，以使中外臣民，都知道严鸿逵违背天理，无父无君的罪行，是无法逃匿于天地间的。他的日记里说：“在索伦（今属内蒙古自治区）这地方，正月初三日发生地裂，横五里长，纵三里长，起初飞起石块，后来又喷出火来，附近三十里内，居民悉数迁移逃避。”
圣旨评说：“这种异常的事，古来发生很多，况且在关外边区，有什么值得奇怪？”
他又记载说：“有个姓徐的，住在燕山一带，他家有个仆妇得了疯病。有一天晚上梦见三个贵官模样的人坐在大厅上。忽然有人来报告说朱三太子来了。三个人便走下台阶去迎接。只见一个人浑身血迹，愤怒地向这三个人要黑水三道，这三个人起初不应允，朱三太子坚决索要，三人才同意了，约定于某天把水发去。这仆妇醒来以后，把这梦告诉了别人。又停了几天，热河发生大洪水，淹死了满洲人两万多名。计算发水的日期，正是那仆妇梦见三个人答应发水的日期。”又说：“江都的邵穆布快要死的时候，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，嘴里连声呼叫惕斋先生，这事和我关’，经一个多月才死去。当时这个案件就是发生在这个人身上。有人在邵穆布的衙门里，看见他死时就是这样。”
又说：“十六日夜里月蚀，那时看见天上很多星星都动摇不定，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，又有一些星星或飞或走，都朝东边去了。”又说：“往年七月初四日星星有变异，有一位钦天监的官员说：这个星星出在天沛垣，又走入天市垣；和它相应的地域是江南一带，预兆在几年以内，江浙一带会有兵灾起于民间。这星色白，预兆国家要发生大丧事，在本年内，这后一个说法已经应验（指太后去世）。”
又说：“我所戴的‘六合一统帽’，可用它比‘四方平定巾’。今天的百姓仿效这种帽子的人逐渐多起来。因而查了一下《日知录》，才知道明朝时已有这个名称，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，就像在说‘六合一统’这样的话。”又说：“燕地（今北京一带）的人，家门头上都用红土画个圈，画的方圆点叉都不一样，有的则在圈里写上一个字。”又说：“徐孝先一辈子穿直领衣衫，头上戴着孝巾，说是给先皇帝戴孝。”
又说：“近来有雄鸡生蛋，母鸡变成雄鸡的事；又有狗生下蛇和鳖，都是胎生。”
又说：“练市有个沈伦字开生的人，不去头发，穿白衣戴白帽终身。”
又说：“河南发生有虾蟆吃人的异事。真可怪呀！”
【原文】
凡此荒唐叛逆之语，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，已不胜枚举，其中惟索伦地方，拥石出火，实有之事，此盖彼地气脉使然，前此已经屡见，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。本地相传，皆言自土中拥出者，历年已久，无从考索。是以其地名九墩，与新出之石，凡十矣。其傍远迫山顶，亦有烈焰者，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，是以有“从前甚多”之谕旨。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。至热河水发一事，口外重山迭嶂，五六月间大雨时行，凡涧溪悉成巨浸，行旅时为阻滞，然雨止，则一二时即退。热河山回峦抱，中惟一道河流，每雨水稍大，众山之水皆从此出，是以往往有冲决堤岸之事。
康熙四十八年六月，大雨连昼夜，其时附近行宫一带，地处高阜，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。本地久居之民，实所习见，不以为异。而扈从之官兵，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，皆安重不迁。惟寄居之匠人等，以生平所未见，惊惶迷惑。或有愚人编木为筏，谓可以乘流而渡，遂有木筏触石而解，以至沉溺者数人。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，在隔河山麓，有守水官兵，凛尊法度，水至不敢移徙跬步，亦至沉溺二三人。是时，朕以轮班，恭请圣安，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，因约束严整，无一妄动之人。及至水退，皆安然无恙，无一人被水者。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，何其妄诞至于此极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，及起蛟之事。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，严鸿逵岂不闻之乎？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。且热河之地，五方贸易之人毕集，而佣工力作者，多系山东山西之民。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，有此理乎？乃托之梦幻，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，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。
【译文】
凡是这些荒唐叛逆的话，自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六年（公元一）这段时间所记载的，已经不胜枚举，其中只有索伦地方地下喷出石头和火是实有的事。这是因为当地气脉的原因致成这样，过去已经屡次发生，现在还存在着九座石堆为证。本地人传说，都说这九堆石头，都从地底涌出来的，经历年代已经很久，无法考证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所以地名就叫九墩，加上新出的石堆，已经有十个了。这些石堆旁边的山顶，也能喷出火焰。这事圣祖皇帝很清楚，所以才有“这事以前很多”的谕旨。而严鸿逵却拿这些来当成讽刺的讥笑我朝出现灾异的材料。
至于热河发生洪水这事，是因为长城外群山层迭。五六月间下大雨时，凡是溪涧，都成为大湖，旅行的人常常受到阻滞。但雨停后，不过一二个时辰，水就可退走。热河地方群山环抱，中间只有一道河流，每当雨水稍大的时候，群山的河流都是从这河流出，所以往往会产生决堤的事件。康熙四十八年（公元）六月，大雨下了一天一夜，当时附近的行宫一带，地处高冈，只有隔岸山脚下有些地方被水淹没。本地居民住得久了，常常见到这种情况，并不以为奇。而护卫皇上的官兵，也都知道雨停后水势便会减退，所以都安稳不动。惟有那此临时来做工的工匠等，因为生平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以致惊慌失措，个别愚蠢的人便编造了木筏，以为可以顺流逃走，遂发生有木筏触碰山石而解体的事，以致落水溺死数人。
此外，圣祖仁皇帝御用的水井，在隔河的山脚，有看守水井的官兵，严格遵守法度，洪水到来时，也不敢移动半步，因而也落水淹死二三个人。这时诸皇子中，正轮到朕去恭问圣祖安康，随从的官兵有二三百人，就驻扎在洪水暴发的地方，因为军令约束很严，没有一个人随便走避；等到水退以后，都安然无恙，也没有一个人落水。可是严鸿逵却说淹死二万余人，为什么要荒唐捏造到这种地步！江苏、浙江等地，时常有山洪暴发，和发蛟的事情，动不动地会冲没村庄几百户人，严鸿逵难道没听说过吗？为什么独独把热河的发水当成上天降罚的异事。况且热河这地方，各地来做生意的人密集，而来打工出卖劳力的人，大都是山东山西的百姓，而严鸿逵却说只淹死满族人，能有这道理吗？至于假托梦境，捏造朱三太子索要黑水等话，更不知严鸿逵肚里生的是什么肺肠。
【原文】夫从来讪骂诽怨之词，多言桀犬吠尧，吠非其主，以自卸其罪。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，为今之民，明代沦亡已久，而我朝定鼎，经百年有余，按之天时，稽之人事，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，以及伪朱三太子，非严鸿逵之主也，明矣。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，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？且臆造讹言，好乱乐祸，于升平宁谧之时，作干戈扰攘之望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，而公然诬蔑；以今日之民安物阜，而朝夕咒诅。种种丧心病狂，皆拾吕留良之唾余，而尤加幻妄，岂非凶虐性成，万死有余之逆贼乎！且伊既私自著述，造为妖罔嵘，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，以掩其奸顽。浙俗浮薄之士，簧鼓其虚誉，致有廷臣以纂修《明史》荐举及伊者，伊乃自鸣得意，抗慢诡激，其日记有云：“传之得炳仪字，仍嘱劝驾。有‘尧舜在上，不可徒事高隐’之语。予笑谓尧舜在上，独不可下放巢由耶。”
又云：“总宪又有面奏，语嘱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，势不得辞云云。然予意自定，当以死拒之耳。”
其大言藐抗，即已若此。乃日记又云：“有衡州人张熙，字敬卿来见，言其师曾静，永兴县人，在彼中讲学，学者称蒲潭先生。从前因读讲义，始弃诸生。”
又云：“敬卿欲往江宁，作致双亭字，又寄冬之字。”
夫以朕特旨诏修《明史》，旁求山林隐逸之士，而廷臣荐举及伊，则妄附巢由之洗耳，至欲以死力拒、视朝廷如儿戏，待征召于弁髦。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，尺书驰问，一介相通，则数千里之外，呼吸相应，亲如同气，辗转游扬，招纳党类，天地间，显图不轨，恣意横行，扰乱纲常，震世骇俗，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。似此悖逆叛乱之人，煽惑民心，贻祸后世，王法所不容，神人所共嫉，且获罪于圣祖皇帝，与吕留良党恶共济，其罪不容于死。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？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，具奏。【译文】
自古以来谩骂诽谤朝廷的，大都用桀犬吠尧，各为其主这个典故，来推卸自己的罪责。然而严鸿逵生在今天的世上，是当今的百姓，明朝灭亡已经很久了，而我朝建国有一百多年了，从天时上，人间关系上来说，从明太祖到崇祯皇帝，以及伪朱三太子，都不能说是严鸿逵的主人。如果这样，为什么他要托心给遥远的并不是他主人的人，反转过来狂咬自己的像神尧一样的主人呢？而且他遂意捏造谎言，好乱乐祸，在全国升平宁静的时候，他却盼望动乱打起仗来；像圣祖这样给百姓带来的盛大恩泽和天神一样，他却要肆意污蔑；对于今天的百姓安乐，物产丰隆，他却要朝夕咒诅。他这种种丧心病狂的攻击，都是拾吕留良的唾余，而且更加上一些无影捏造，这难道不是凶残成性，万死也有余辜的逆贼吗？而且他既然私自著述了不少攻击我朝圣祖的文字，捏造不少妖妄言论；而又在表面上装成迂腐安分的态度，用以掩盖他的奸险顽固。浙江一带轻浮的读书人，为他摇唇鼓舌吹捧，使他得到一些虚名，以至朝廷内有的官员竟然要举荐他参加编修《明史》。他也因此而自鸣得意，用激烈傲慢的手段来拒绝征召。他在日记里说：“传之得到炳仪的来信，仍是托传之劝我应召参加修《明史》，信中有‘现在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，不可老是做高人隐士’等话。我笑着说，既然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，难道不可以放过巢父和许由吗。”
又说：“总督又面奏，并嘱咐易斋，让惟怀写信给我，劝我去就职，这种形势下是辞不掉的’等话。但我的主意已定。宁死也要拒绝去干这事。”
他口出大言，藐视和拒抗朝廷，既然已到这种地步，而其在日记中又说：“有衡州人张熙，字敬卿来见，说其师曾静，永兴县人，在他那里讲学，学者都称他为蒲潭先生。以前因为读了吕留良著的《四书讲义》，才抛弃秀才不做。”又说：“敬卿打算去江宁（今南京），给双亭写了封信，又给冬之写了封信。”
由于朕下旨要求纂修《明史》，并寻找一些有学问而隐居未仕的学者参加，因而有官员举荐了他。他却狂妄地自比作巢父，许由的洗耳，甚至要以死来力拒，把朝廷看成儿戏，把征召的文书看成无用废物。而对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逆的人，却不断书信往来，同类相聚，虽则远在数千里以外，也呼吸相应，亲密如同兄弟，辗转交纳，招纳同党于国内，显然是打算图谋不轨，恣意横行。其扰乱纲常伦理的作为真是惊世骇俗，真是从来没有人凶狠狡猾到这种极点的。像这样悖逆叛乱的人，煽动蛊惑民心，把祸害带给后世，是王法所不能容许的，神鬼和人民都对他们憎恨的。而且他罪行涉及攻击圣祖皇帝，和吕留良一伙党恶共济，他的罪行真是死有余辜。严鸿逵应当怎样治罪处理，命令九卿、翰林院、詹事府有关科道，开会迅速议定，奏报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