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九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文学上
作者：脱脱等萧韩家奴李汗辽起松漠，太祖以兵经略方内，礼文之事固所未遑。及太宗入汴，取晋图书、礼器而北，然后制度渐以修举。至景、圣间，则科目聿兴，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，骎骎崇儒之美。但其风气刚劲，三面邻敌，岁时以搜狝为务，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。
然二百年之业，非数君子为之综理，则后世恶所考述哉。作《文学传》。
萧韩家奴，字休坚，涅剌部人，中书令安搏之孙。少好学，弱冠入南山读书，博鉴经史，通辽、汉文字。统和十四年始仕。
家有一牛，不任驱策，其奴得善价鬻之。韩家奴曰：“利己误人，非吾所欲。”乃归直取牛。二十八年，为右通进，典南京栗园。重熙初，同知三司使事。四年，迁天成军节度使，徙彰愍宫使。帝与语，才之，命为诗友。尝从容问曰：“卿居外有异闻乎？”韩家奴对曰：“臣惟知炒栗：小者熟，则大者必生；大者熟，则小者必焦。使大小均熟，始为尽美。不知其他。”盖尝掌栗园，故托栗以讽谏。帝大笑。诏作《四时逸乐赋》，帝称善。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，制问：“徭役不加于旧，征伐办不常有，年谷既登，帑廪既实，而民重困，岂为吏者慢、为民者惰欤？今之徭役何者最重？何者尤苦？何所蠲省则为便益？
补役之法何可以复？盗贼之害何可以止？”韩家奴对曰：臣伏见比年以来，高丽未宾，阻卜犹强，战守之备，诚不容已。乃者，选富民防边，自备粮糗。道路修阻，动淹岁月；比至屯所，费已过半；只牛单毂，鲜有还者。其无丁之家，倍直佣僦，人惮其劳，半途亡窜，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。求假于人，则十倍其息，至有鬻子割田，不能偿者。或逋役不归，在军物故，则复补以少壮。其鸭绿江之东，戍役大率如此。况渤海、女直、高丽合从连衡，不时征讨。富者从军，贫者侦候。
加之水旱，菽粟不登，民以日困。盖势使之然也。
方今最重之役，无过西戍。如无西戍，虽遇凶年，困弊不至于此。若能徙西戍稍近，则往来不劳，民无深患。议者谓徙之非便：一则损威名，二则召侵侮，三则弃耕牧之地。臣谓不然。阻卜诸部，自来有之。曩对此至胪朐河，南至边境，人多散居，无所统一，惟往来抄掠。及太祖西征，至于流沙，阻卜望风悉降，西域诸国皆愿入贡。因迁种落，内置三部，以益吾国，不营城邑，不置戍兵，阻卜累世不敢为寇。统和间，皇太妃出师西域，拓土既远，降附亦众。自后一部或叛，邻部讨之，使同力相制，正得驭远人之道。及城可敦，开境数千里，西北之民，徭役日增，生业日殚。警急既不能救，叛服亦复不恒。空有广地之名，而无得地之实。若领土不已，渐至虚耗，其患有不胜言者。况边情不可深信，亦不可顿绝。得不为益，舍不为损。国家大敌，惟在南方。今虽连和，难保他日。若南方有变，屯戍辽邈，卒难赴援。我进则敌退，我还则敌来，不可不虑也。方今太平已久，正可恩结诸部，释罪而归地，内徙戍兵以增堡障，外明约束以正疆界。每部各置酋长，岁修职贡。叛则讨之，服则抚之。诸部既安，必不生衅。如是，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，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。或云，弃地则损威。殊不知殚费竭财，以贪无用之地，使彼小部抗衡大国，万一有败，损威岂浅？或又云，沃壤不可遽弃。臣以为土虽沃，民不能久居，一旦敌来，则不免内徙，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？
夫币禀虽随部而有，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，不能均济天下。如欲均济天下，则当知民困之由，而窒其隙。节盘游，简驿传，薄赋敛，戒奢侈。期以数年，则困者可苏，贫者可富矣。
盖民者国之本，兵者国之卫。兵不调则旷军役，调之则损国本。
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。昔补役始行，居者、行者类皆富实，故累世从戍，易为更代。近岁边虞数起，民多匮乏，既不任役事，随补随缺。苟无上户，则中户当之。旷日弥年，其穷益甚，所以取代为艰也。非惟补役如此，在边戍兵亦然。譬如一功之土，岂能填寻丈之壑！欲为长久之便，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，薄其徭役，使人人给足，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。
臣又闻，自背有国家者，不能无盗。比年以来，群黎凋弊，利于剽窃，良民往往化为凶暴。甚者杀人无忌，至有亡命山泽，基乱首祸。所谓民以困穷，皆为盗贼者，诚如圣虑。今欲芟夷本根，愿陛下轻徭省役，使民务农。衣食既足，安习教化，而重犯法，则民趋礼义，刑罚罕用矣。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，皆曰：“严刑峻法。”太宗笑曰：“寇盗所以滋者，由赋无度，民不聊生。今朕内省嗜欲，外罢游幸，使海内安静，则寇盗自止。”由此观之，寇盗多寡，皆由衣食丰俭，徭役重轻耳。今宣徙可敦城于近地，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、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。罢黑岭二军，并开、保州，皆隶东京；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。增修壁垒，候尉相望，缮完楼橹，浚治城隍，以为边防。此方今之急务也，愿陛下裁之。
擢翰林都林牙，兼修国史。仍诏谕之曰：“文章之职，国之光华，非才不用。以卿文学，为时大儒，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。朕之起居，悉以实录。”自是日见亲信，每入侍，赐坐。
遇胜日，帝与饮酒赋诗，以相醻酢，君臣相得无比。韩家奴知无不言，虽谐谑不忘规讽。
十三年春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，国祚中绝；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，大位始定。然上世俗朴，未有尊称。
臣以为三皇礼文末备，正与遥辇氏同。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，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。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，尊四世为帝。背我太祖代遥辇即位，乃制文字，修礼法，建天皇帝名号，制宫室以示威服，兴利除害，混一海内。厥后累圣相承，自夷离堇湖烈以下，大号未加，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。臣以为宜依唐典，迫崇四祖为皇帝，则陛下弘业有光，坠典复举矣。”
疏奏，帝纳之，始行追册玄、德二祖之礼。
韩家奴每见帝猎，末尝不谏。会有司奏猎秋山，熊虎伤死数十人，韩家奴书于册。帝见，命去之。韩家奴既出，复书。
他日，帝见之曰：“史笔当如是。”帝问韩家奴：“我国家创业以来，孰为贤主？”韩家奴以穆宗对。帝怪之曰：“穆宗嗜酒，喜怒不常，视人犹草芥，卿何谓贤？”韩家奴对曰：“穆宗虽暴虐，省徭轻赋，人乐其生。终穆之世，无罪被戮，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。臣故以穆宗为贤。”帝默然。
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，集为二十卷，进之。十五年，复诏曰：“古之治天下者，明礼义，正法度。我朝之兴，世有明德，虽中外响化，然礼书末作，无以示后世。卿可与庶成酌酌古准今，制为礼典。事或有疑，与北、商院同议。”韩家奴既被诏，博考经籍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情文制度可行于世，不缪于古者，撰成三卷，进之。又诏译诸书，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，译《通历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五代史》。
时帝以其老，不任朝谒，拜归德军节度使。以善治闻。帝遣使问劳，韩家奴表谢。召修国史，卒，年七十二。有《六义集》十二卷行于世。
李汗，初仕晋，为中书舍人。晋亡归辽，当太宗崩、世宗立，恟不定，汗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。久之，从归上京，授翰林学士。
穆宗即位，累迁工部侍郎。时汗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，密遣人召汗。汗得书，托求医南京，易服夜出，欲遁归汴。至涿，为徼巡者所得，送之南京，下吏。汗伺狱吏熟寝，以衣带自经；不死，防之愈严。械赴上京，自投潢河中流，为铁索牵掣，又不死。及抵上京，帝欲杀之。时高勋已为枢密使，救止之。屡言于上曰：“汗本非负恩，以母年八十，急于省观致罪。且汗富于文学，方今少有伦比，若留掌词命，可以增光国体。”帝怒稍解，仍令禁锢于奉国寺，凡六年，艰苦万状。
会上欲建《太宗功德碑》，高勋奏曰：“非李汗无可秉笔者。”诏从之。文成以进，上悦，释囚。寻加礼部尚书，宣政殿学士，卒。
论曰：“统和、重熙之间，务修文治，而韩家奴对策，落落累数百言，概可施诸行事，亦辽之晁、贾哉。李汗虽以词章见称，而其进退不足论矣。”
然二百年之业，非数君子为之综理，则后世恶所考述哉。作《文学传》。
萧韩家奴，字休坚，涅剌部人，中书令安搏之孙。少好学，弱冠入南山读书，博鉴经史，通辽、汉文字。统和十四年始仕。
家有一牛，不任驱策，其奴得善价鬻之。韩家奴曰：“利己误人，非吾所欲。”乃归直取牛。二十八年，为右通进，典南京栗园。重熙初，同知三司使事。四年，迁天成军节度使，徙彰愍宫使。帝与语，才之，命为诗友。尝从容问曰：“卿居外有异闻乎？”韩家奴对曰：“臣惟知炒栗：小者熟，则大者必生；大者熟，则小者必焦。使大小均熟，始为尽美。不知其他。”盖尝掌栗园，故托栗以讽谏。帝大笑。诏作《四时逸乐赋》，帝称善。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，制问：“徭役不加于旧，征伐办不常有，年谷既登，帑廪既实，而民重困，岂为吏者慢、为民者惰欤？今之徭役何者最重？何者尤苦？何所蠲省则为便益？
补役之法何可以复？盗贼之害何可以止？”韩家奴对曰：臣伏见比年以来，高丽未宾，阻卜犹强，战守之备，诚不容已。乃者，选富民防边，自备粮糗。道路修阻，动淹岁月；比至屯所，费已过半；只牛单毂，鲜有还者。其无丁之家，倍直佣僦，人惮其劳，半途亡窜，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。求假于人，则十倍其息，至有鬻子割田，不能偿者。或逋役不归，在军物故，则复补以少壮。其鸭绿江之东，戍役大率如此。况渤海、女直、高丽合从连衡，不时征讨。富者从军，贫者侦候。
加之水旱，菽粟不登，民以日困。盖势使之然也。
方今最重之役，无过西戍。如无西戍，虽遇凶年，困弊不至于此。若能徙西戍稍近，则往来不劳，民无深患。议者谓徙之非便：一则损威名，二则召侵侮，三则弃耕牧之地。臣谓不然。阻卜诸部，自来有之。曩对此至胪朐河，南至边境，人多散居，无所统一，惟往来抄掠。及太祖西征，至于流沙，阻卜望风悉降，西域诸国皆愿入贡。因迁种落，内置三部，以益吾国，不营城邑，不置戍兵，阻卜累世不敢为寇。统和间，皇太妃出师西域，拓土既远，降附亦众。自后一部或叛，邻部讨之，使同力相制，正得驭远人之道。及城可敦，开境数千里，西北之民，徭役日增，生业日殚。警急既不能救，叛服亦复不恒。空有广地之名，而无得地之实。若领土不已，渐至虚耗，其患有不胜言者。况边情不可深信，亦不可顿绝。得不为益，舍不为损。国家大敌，惟在南方。今虽连和，难保他日。若南方有变，屯戍辽邈，卒难赴援。我进则敌退，我还则敌来，不可不虑也。方今太平已久，正可恩结诸部，释罪而归地，内徙戍兵以增堡障，外明约束以正疆界。每部各置酋长，岁修职贡。叛则讨之，服则抚之。诸部既安，必不生衅。如是，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，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。或云，弃地则损威。殊不知殚费竭财，以贪无用之地，使彼小部抗衡大国，万一有败，损威岂浅？或又云，沃壤不可遽弃。臣以为土虽沃，民不能久居，一旦敌来，则不免内徙，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？
夫币禀虽随部而有，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，不能均济天下。如欲均济天下，则当知民困之由，而窒其隙。节盘游，简驿传，薄赋敛，戒奢侈。期以数年，则困者可苏，贫者可富矣。
盖民者国之本，兵者国之卫。兵不调则旷军役，调之则损国本。
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。昔补役始行，居者、行者类皆富实，故累世从戍，易为更代。近岁边虞数起，民多匮乏，既不任役事，随补随缺。苟无上户，则中户当之。旷日弥年，其穷益甚，所以取代为艰也。非惟补役如此，在边戍兵亦然。譬如一功之土，岂能填寻丈之壑！欲为长久之便，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，薄其徭役，使人人给足，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。
臣又闻，自背有国家者，不能无盗。比年以来，群黎凋弊，利于剽窃，良民往往化为凶暴。甚者杀人无忌，至有亡命山泽，基乱首祸。所谓民以困穷，皆为盗贼者，诚如圣虑。今欲芟夷本根，愿陛下轻徭省役，使民务农。衣食既足，安习教化，而重犯法，则民趋礼义，刑罚罕用矣。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，皆曰：“严刑峻法。”太宗笑曰：“寇盗所以滋者，由赋无度，民不聊生。今朕内省嗜欲，外罢游幸，使海内安静，则寇盗自止。”由此观之，寇盗多寡，皆由衣食丰俭，徭役重轻耳。今宣徙可敦城于近地，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、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。罢黑岭二军，并开、保州，皆隶东京；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。增修壁垒，候尉相望，缮完楼橹，浚治城隍，以为边防。此方今之急务也，愿陛下裁之。
擢翰林都林牙，兼修国史。仍诏谕之曰：“文章之职，国之光华，非才不用。以卿文学，为时大儒，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。朕之起居，悉以实录。”自是日见亲信，每入侍，赐坐。
遇胜日，帝与饮酒赋诗，以相醻酢，君臣相得无比。韩家奴知无不言，虽谐谑不忘规讽。
十三年春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，国祚中绝；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，大位始定。然上世俗朴，未有尊称。
臣以为三皇礼文末备，正与遥辇氏同。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，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。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，尊四世为帝。背我太祖代遥辇即位，乃制文字，修礼法，建天皇帝名号，制宫室以示威服，兴利除害，混一海内。厥后累圣相承，自夷离堇湖烈以下，大号未加，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。臣以为宜依唐典，迫崇四祖为皇帝，则陛下弘业有光，坠典复举矣。”
疏奏，帝纳之，始行追册玄、德二祖之礼。
韩家奴每见帝猎，末尝不谏。会有司奏猎秋山，熊虎伤死数十人，韩家奴书于册。帝见，命去之。韩家奴既出，复书。
他日，帝见之曰：“史笔当如是。”帝问韩家奴：“我国家创业以来，孰为贤主？”韩家奴以穆宗对。帝怪之曰：“穆宗嗜酒，喜怒不常，视人犹草芥，卿何谓贤？”韩家奴对曰：“穆宗虽暴虐，省徭轻赋，人乐其生。终穆之世，无罪被戮，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。臣故以穆宗为贤。”帝默然。
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，集为二十卷，进之。十五年，复诏曰：“古之治天下者，明礼义，正法度。我朝之兴，世有明德，虽中外响化，然礼书末作，无以示后世。卿可与庶成酌酌古准今，制为礼典。事或有疑，与北、商院同议。”韩家奴既被诏，博考经籍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情文制度可行于世，不缪于古者，撰成三卷，进之。又诏译诸书，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，译《通历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五代史》。
时帝以其老，不任朝谒，拜归德军节度使。以善治闻。帝遣使问劳，韩家奴表谢。召修国史，卒，年七十二。有《六义集》十二卷行于世。
李汗，初仕晋，为中书舍人。晋亡归辽，当太宗崩、世宗立，恟不定，汗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。久之，从归上京，授翰林学士。
穆宗即位，累迁工部侍郎。时汗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，密遣人召汗。汗得书，托求医南京，易服夜出，欲遁归汴。至涿，为徼巡者所得，送之南京，下吏。汗伺狱吏熟寝，以衣带自经；不死，防之愈严。械赴上京，自投潢河中流，为铁索牵掣，又不死。及抵上京，帝欲杀之。时高勋已为枢密使，救止之。屡言于上曰：“汗本非负恩，以母年八十，急于省观致罪。且汗富于文学，方今少有伦比，若留掌词命，可以增光国体。”帝怒稍解，仍令禁锢于奉国寺，凡六年，艰苦万状。
会上欲建《太宗功德碑》，高勋奏曰：“非李汗无可秉笔者。”诏从之。文成以进，上悦，释囚。寻加礼部尚书，宣政殿学士，卒。
论曰：“统和、重熙之间，务修文治，而韩家奴对策，落落累数百言，概可施诸行事，亦辽之晁、贾哉。李汗虽以词章见称，而其进退不足论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