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百六十四·刑考三
作者：马端临○刑制和帝永元三年，帝加元服，令郡国、中都官系囚死罪赎缣，至司寇及亡命，各有差。
六年，以旱，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，谪其未竟，五月以下皆免遣。幸洛阳寺，录囚徒，举冤狱。
时廷尉陈宠钩校律令条法，溢於《甫刑》者除之。曰：“臣闻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，故《甫刑》大辟二百，五刑之属三千。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失礼则入刑，相为表里者也。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，耐罪千六百九十八，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，溢於《甫刑》者千九百八十九，其四百一十大辟，千五百耐罪，七十九赎罪。《春秋保干图》曰：‘王者三百年一蠲法。’汉兴以来，三百二年，宪令稍增，科条无限。又律有三家，其说各异。宜令三公、廷尉平定律令，应经合义者，可使大辟二百，而耐罪赎、罪二千八百，并为三千，悉删除其余令，与礼相应，以易万人视听，以致刑措之美，传之无穷。”未及施行，及宠免，后遂寝。而苛法稍繁，人不堪之。宠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，为《决事比》，以省请谳之弊。又上除蚕室刑，解赃吏三世禁锢，狂易杀人得减重论，母子兄弟相代死，听赦所代者。事皆施行。建初中，有人侮辱人父者，其子杀之，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，自后因以为比，有《轻侮法》。张敏议以为：“开相杀之路，又《轻侮》之比浸繁，至有四五百科，难以垂训，请除其弊（详见《详谳门》）。”
九年，复置若卢狱官（若卢狱属少府，主鞫将相大臣）。
是后又有黄门北寺、若卢、都内诸狱（都内，主藏官名，《前书》有都内令丞，属大司农）。十一年，诏郡国、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，未竟三月者，免归田里。
十五年，有司奏，以为夏至微阴起，蘼草死，可以决小事。是岁，初令郡国以日短至按薄刑。
安帝永初二年，旱，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，录囚徒，赐河南尹、廷尉卿及官属各有差，即日降雨。
和帝末，下令麦秋案验薄刑，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，因此遂盛夏断狱。鲁恭上疏谏曰：“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，忧念万民，为崇和气，罪非殊死，且勿案验。
所以助仁德，顺昊天，致和气，利黎民者也。旧制至立秋行薄刑，自永元十五年以来，改用孟夏，而刺史、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，进良退残之化，因以盛夏追召农人，拘对考验，连滞无已。司隶典司京师，四方是则，而近於春月分行诸部，言劳来贫人，而无隐恻之实，烦扰郡县，廉考非急，逮捕一人之罪根连十数，上逆时气，下伤农业。按《易》，五月《遇》用事。经曰：‘后以施令诰四方。’言君以夏至之日，施命令止四方行者，盖所以助微阴也。行者尚止之，况於逮召考掠，夺其时哉！《月令》：‘孟夏断薄刑，出轻系。’夫断薄刑者，谓其轻罪已正，不欲令久系，故时断之也。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，可从此令，其决狱案考，皆以立秋为断，以顺时节，育成万物，则天地以和，刑罚以清矣。”
肃宗时，断狱皆以冬至之前，自后论者互多异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，鲁恭议曰：“夫阴阳之气，相扶而行，发动用事，各有时节。若不当其时，则物随而伤。王者虽质文不同，而兹道无变，四时之政，行之若一。《月令》，周世所造，而所据皆夏之时也，其变者唯正朔、服色、牺牲、徽号、器械而已。故曰：
‘殷因於夏礼，周因於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’《易》曰：‘潜龙勿用。’言十一月、十二月阳气潜藏，未得用事。虽吹嘘万物，养其根ぼ，犹盛阴在上，地冻水冰，阳气否隔，闭而成冬。故曰：‘履霜坚冰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’言五月微阴始起，至十一月坚冰至也。夫王者之作，因时为法。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，助三正之微，著令，冀承天心，顺物性命，以致时雍。然从变改以来，年岁不熟，价常贵，人不宁安。小吏不与国同心者，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，不问曲直，便即格杀，虽有疑罪，不复谳正。一夫吁嗟，王道为亏，况於众乎？《易》十一月‘君子以议狱缓死’。可令疑罪使详其法，大辟之科，尽冬月乃断。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，勿以报囚如故事。”后卒施行。
元初二年，诏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，勿笞，诣冯翊、扶风屯，妻子自随，占著所在。女子勿输。亡命死罪以下赎，各有差。其吏人聚为盗贼，有悔过者，除其罪。
顺帝永建元年，诏减死罪以下徙边；其亡命赎，各有差。永和五年、汉安二年，各有此令。
冲帝即位，令郡国、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，徙边。谋反大逆不用此令。
桓帝建和元年，诏郡国系囚减死一等，勿笞。唯谋反大逆，不用此书。
三年及和平元年，永兴元年、二年，俱有减死罪及赎罪之令。
灵帝建宁元年，令天下系囚未决入缣赎，各有差。
三年，熹平四年、六年，光和三年，中和四年，各有此令。桓帝延熹九年，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帝怒，下郡国，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。案经三府，太尉陈蕃之，曰：“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，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十世宥之，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？”不肯平署。帝愈怒，遂下膺等於黄门北寺狱。其辞所连及，杜密、陈翔、陈实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。
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相望。陈蕃上言极谏，帝怒，策免之，自后无敢复为党人言者。窦武、霍等复以为言，帝意稍解，乃诏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初，诏书下钩党，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，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。诏书前后迫切州郡，髡笞掾史。从事坐传舍责曰：“诏书疾恶党人，旨意恳恻。青州六郡，其五有党，平原何治而得独无？”弼曰：“先王疆理天下，画界分境，水土异齐，风俗不同。他郡自有，平原自无，胡可相比？
若承望上司，诬陷善良，淫刑滥罚，以逞非理，则平原之人，户可为党。相有死而已，所不能也。”从事大怒，即收郡僚职送狱，遂举奏弼。会党禁解，所脱甚众。灵帝初即位，时李膺等虽废锢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秽朝廷，希之者唯恐不及，更共相标榜，为之称号，有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厨”之号。及陈、窦用事，复举拔膺等。陈、窦诛，膺等复废。宦官疾恶膺等，每下诏书，辄申党人之禁。侯览怨张俭尤甚，乃令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，而俭为之魁。诏刊章捕俭等。曹节因讽有司奏诸钩党者虞放、李膺、杜密、朱、荀昱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，请下郡县考治。时上年十四，问节等曰：“何以为钩党？”对曰：“即党人也。”上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？”对曰：“皆相举群辈，欲为不轨。”上曰：“不轨者何？”对曰：“欲危社稷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凡党人死者百余人，妻子皆徙边。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，宦官一切指为党人；有怨隙者，因相陷害。州县承旨，或有未尝交关，亦罹祸毒，其死徙废禁又六七百人。张俭亡命困迫，望门投止，莫不重其名行，破家相容。其所经历，伏重诛者以十数，连引收考，布遍天下，宗亲并皆残灭，郡县为之残破。
按：党锢之狱，出於宦官之恶直鬼正，然欲加之罪，则必从而为之辞。灵帝之问曹节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？”善哉，问也！帝时年方童幼，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，忠贤鲠直之可恶，故发此问。至对以“谋不轨，危社稷”，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，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。自昔昏暴之君，诛诤臣，戮直士，若龙逄、比干之俦，皆以谏诤於朝而婴祸，而窃议於野者则未尝罪之也。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，张汤始有腹诽之律，皆处以死罪。今观党锢诸贤所坐，即偶语、腹诽之罪；而曹节、王甫辈所为，盖袭斯、汤之故智也。至於根连株逮坐死者，不可胜计。虽曰主昏政乱，凶得以肆其威虐，然亦有由来矣。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，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。义纵为定襄太守，定襄狱中重罪二百余人，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，纵一切捕鞫，曰“为死罪解脱”，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。成晋为南阳太守，宛富贾张倚恃后宫、中官之势，纵横里中。功曹岑至等劝晋收捕等，既而遇赦，晋竟诛之，并收其宗族宾客，杀二百余人，后乃奏闻。夫重囚之罪可杀也，张之罪可杀也，至其宗党宾客数百人，岂皆有可死之罪乎而一概杀之？义纵酷吏，所为固不足道。成晋、岑至，名士也，亦复若此。虽曰其心出於嫉恶，然淫酷亦太甚。则夫张俭亡命，其所经历，伏重诛者数十家，至於宗亲歼殄，郡县残破，盖亦汉世之法耳。夫子曰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《传》曰：“作法於贪，敝将若之何？”信哉！崔实《政论》曰：“凡为天下者，自非上德，严之则治，宽之则乱。何以明其然也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，审为政之理，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，海内清肃，天下密如，算计见效，优於孝文。及元帝即位，多行宽政，卒以堕损，威权始夺，遂为汉室基祸之主。政道得失，於此可监。夫刑罚者，治乱之药石；德政者，兴平之粱肉也。夫以德教除残，是以粱肉治疾也；以刑罚治平，是以药石供养也。方今承百王之敝，值厄运之会。自数世以来，政多恩贷，驭委其辔，马骀其衔，四牡横奔，皇路险倾。方将扌甘勒以救之，岂暇鸣和鸾、谐节奏哉？
昔文帝除肉刑，当斩右趾者弃市，笞者往往致死。是文帝以严致平，非以宽致平也。”
司马公曰：“汉家之法已严矣，而崔实犹病其宽，何哉？盖衰世之君，率多柔懦，凡愚之佐，唯务姑息，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，豪猾之民犯法不诛；仁恩所施，止於目前；奸宄得志，纪纲不立。故崔实之论，以矫一时之枉，非百世之通义也。”
按：崔实《政论》主於严刑，而其论发於桓帝之初年，司马温公亦以为矫一时之枉。然愚尝考之，汉自冲、质而后，政日以圯，其敝盖原於人主昏庸，戚阉相继秉政，纪纲日乱，刑罚不中，而国随以亡，其咎不在於刑轻也。且二帝之时，屡有诏书轻减死罪，或止於髡钳，或徙边，或赎缣，唯谋反大逆，不用此令。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，坐张俭亲知及所经过者死，此二者所诛甚众，岂亦反逆乎！
盖牧守皆戚阉之党，故於其所疾恶者，公违诏书而诛歼之。且当时奸凶得志，忠贤受祸，民不见德，亡形已具。犹幸刑制稍宽於西都，时有宽恤之诏，故其所诛殄，及於党锢之清流而不及於无辜之百姓。若使一用武、宣之法，则狼牧虎冠之徒，其作威杀戮，毒四海，必又有不可胜言者。自古人主之淫刑嗜杀者，如汉之孝武、唐之则天，宠用张汤、义纵、王温舒、周兴、来俊臣之徒，恣为威酷，然不旋踵而以法诛灭之。盖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杀，特不能胜其好杀之心，而至於用此曹；旋觉其非，而诛之以谢天下。张而能弛，故不至於亡其国。桓、灵之昏庸，岂足以语此。以昏庸之主而复欲其行严酷之法，则土崩瓦解之势当如亡秦，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汉鼎始移矣。
献帝建安元年，应劭删定律令，为《汉仪》奏之。
劭奏曰：“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，於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事，动以《经》对，言之详矣。逆臣董卓，荡覆王室，典宪焚燎，靡有孑遗。臣不自揆，辄撰具《律本章句》、《尚书旧事》、《廷尉板令》、《决事比例》、《司徒都目》、《五曹诏书》及《春秋断狱》凡二百五十篇。蠲去衤复重，为之节文。又集《议》三十篇，以类相从，凡八十二事：其见《汉书》二十五，《汉记》四，皆删叙润色，以全本体；其二十六，博采古今伟之士，文章焕炳，德义可观；其二十七，臣所创造。虽未足纲纪国体，宣洽时雍，庶几观察，增阐圣听。”帝善之。
建安中，议者欲复肉刑。孔融建议不可，从之。
融议曰：“古者淳庞，善否不别，吏端刑清，政无过失，百姓有罪，皆自取之。末世陵迟，风化坏乱，政挠其俗，法害其人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绳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残弃，非所谓‘与时消息’者也。纣朝涉之胫，天下谓为无道。夫九牧之地，千八百君，若各刖一人，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。求俗休和，弗可得已。且被刑之人，虑不念生，志在思死，类多趋恶，莫复归正。夙沙乱齐，伊戾祸宋，赵高、英布，为世大患。不能止人遂为非也，足绝人还为善耳。虽忠如鬻拳，信如卞和，智如孙膑，冤如巷伯，才如史迁，达如子政，一离刀锯，没世不齿。是太甲之思庸，穆公之霸秦，南睢之骨立，卫武之《初筵》，陈汤之都赖，魏尚之守边，无所复施也。汉开改恶之路，凡为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远度深惟，弃短就长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”朝廷善之，卒不改焉。
其后魏公曹操复欲行肉刑，令曰：“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，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？”陈群对曰：“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於笞，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，所谓名轻而实重也。名轻则易犯，实重则伤民。且杀人偿死，合於古制，至於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，非其理也。若用古刑，使淫者下蚕室，盗者刖其足，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。夫三千之属，虽未可悉复，若斯数者，时之所患，宜先施用。汉律所杀殊死之罪，仁所不及也，其余逮死者，可易以肉刑。如此，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。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，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也。”当时议者，唯锺繇与群议同，余皆以为未可行。操以军事未罢，顾众议而止。
按：是时肉刑之不用已三百余年，而卒欲复之，诚非笃论。然陈群所谓“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”，是当时伤人者，不过坐髡钳之罪。又言“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，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”，盖自孝文立法，以笞代劓非刂，而笞数太多，反以杀人；后虽减笞数，定令，然笞者犹不免於死，於是遂以笞为死刑。其不当死者，则并不复笞之，如孝章以来，屡有宽刑之诏，俱言“减死一等者，勿笞，徙边”，盖惧其笞则必至於死也。然斗很伤人与奸盗不法之徒，若抵以死则太酷，免死而止於髡钳，则裁翦其毛而略不罹楚之毒，又太轻矣。
则曷若斟酌笞数，使其可以惩奸而毋至於杀人，乃合中道，而肉刑固不必议复矣。
魏武帝既建魏国，乃定甲子科，犯钛（音弟，又音大）。左右趾者易以斗械，是时乏铁，故易以木焉。又嫌汉律太重，故令依律论者，听得科半，使从半减也。
讨袁谭时，民惮役而亡，令不得降。顷之，亡民有诣门自首者，公谓之曰：
“听汝则违令，杀汝则诛首，归深自藏，毋为吏所得。”民垂泣而去。
文帝受禅，又议肉刑。详议未定，会有军事，复寝。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（详见《详谳》）。又令：谋反、大逆乃得相告，其余皆勿听治；敢妄相告，以其罪罪之。
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，男听以罚代金，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，以其刑体裸露故也。
时宫室盛兴，而期会迫急，帝亲召问，言犹在口，身首已分。王肃抗疏曰：
“陛下所行刑，皆宜死之人也。然众庶不知，将为仓卒。愿下之於吏而暴其罪。
均之死也，不污宫阙，不为缙绅惊惋，不为远近所疑。人命至重，难生易杀，是以圣王重之。孟轲云：‘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仁者不为也’”
青龙二年，诏曰：“‘鞭作官刑’，所以纠慢怠也，而顷多以无辜死。其减鞭杖之制，著於令。”又令有司删定大辟，减死罪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，周人刑错而不用。朕从百王之末，追望上世之风，邈乎何相去之远？法令滋章，犯者弥多，刑罚愈众，而奸不可止。往者按大辟之条，多所蠲除，思济生民之命，此朕之至意也。而郡国毙狱，一岁之中，尚过数百，岂朕训导不醇，俾民轻罪；将苛法犹存，为之陷阱乎？有司其议狱缓死，务从宽简，及乞恩者，或辞未出而狱已报断，非所以究理尽情也。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，诸有死罪具狱已定，非谋反、手杀人，亟语其亲治，有乞恩者，使与奏当文书俱上，朕将思所以全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朕意。”诏更定魏法，制《新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书官令》、《军中令》，合百八十余篇。时承用秦汉旧律，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（音恢）。悝撰次诸国法，著《法经》，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，故其律始於《盗》、《贼》。盗贼须劾捕，故《囚》、《网》捕二篇。其轻狡、越城、博戏、借假不廉、淫侈逾制，以为《杂律》一篇，又以《具律》具其加减。是故所著六篇而已，然皆罪名之制也。商君受之以相秦。汉承秦制，萧何定律，除参夷连坐之罪，增部主见知之条，益事律《兴》、《厩》、《户》三篇，合为九篇。叔孙通益律所不及，傍章十八篇，张汤《越宫律》二十七篇，赵禹《朝律》六篇，合六十篇。又汉时决事，集为《令甲》以下三百余篇，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《法比都目》，凡九百六卷。世有增损，率皆集类为篇，结事为章。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，事类虽同，轻重乖异。而通条连句，上下相蒙，虽大体异篇，实相采入。《盗律》有残伤之例，《贼律》有盗章之文，《兴律》有上狱之法，《厩律》有逮捕之事，若此之比，错糅（人又反，又女救反）无常。后人生意，各为章句。孙叔宣、郭令卿、马融、郑元诸儒章句，十有余家，家数十万言。凡断罪所当由用者，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，言数益繁，览者益难。天子於是下诏，但得用郑氏章句，不得杂用余家。卫觊又奏曰：“刑法者，国家之所贵重，而私议之所轻贱；狱吏者，百姓之所悬命，而选用者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请置律博士，转相教授。”事遂施行。然而律文烦广，事比众多，离本依末，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，附轻法论之，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，附重法论之。洪、象虽皆弃市，而轻枉者相继。是时太傅锺繇又上疏求复肉刑，诏下其奏，司徒王朗议又不同。时议者百余人，与朗同者多。帝以吴蜀未平，又寝。其后，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，命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劭、给事黄门侍郎韩逊、议郎庾嶷、中郎黄休、荀诜等删约旧科，傍采汉律，定为魏法。其序略曰：旧律所以难知者，由於六篇篇少故也。篇少则文荒，文荒则事寡，事寡则罪漏。是以后人稍增，更与本体相离。今制新律，宜都总事类，多其篇条。
旧律因秦《法经》，就增三篇，而《具律》不移，因在第六。罪条例既不在始，又不在终，非篇章之义。故集罪例以为《刑名》，冠於律首。《盗律》有劫掠、恐喝（许葛反，相恐也）、和卖买人，科有持质，皆非盗事，故分以为《劫掠律》。
《贼律》有欺谩（武安反）、诈伪、逾封、矫制，《囚律》有诈伪生死，《令丙》有诈自复免，事类众多，故分为《诈律》。《贼律》有贼伐树木、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，《金布律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，故分为《毁亡律》。《囚律》有告劾、传覆，《厩律》有告反逮受，科有登闻道辞，故分为《告劾律》。《囚律》有系囚、鞫狱、断狱之法，《兴律》有上狱之事，科有考事报谳，宜别为篇，故分为《系讯》、《断狱律》。《盗律》有受所监、受财枉法，《杂律》有假借不廉，《令乙》有呵（呼回反）人受钱，科有使者验赂，其事相类，故分为《请赇律》。
《盗律》有劫辱强贼，《兴律》有擅兴徭役，《具律》有出卖呈，科有擅作修舍事，故分为《兴擅律》。《兴律》有乏徭、稽留，《贼律》有储峙不办，《厩律》有乏军之兴，及旧典有奉诏不谨、不承用诏书，汉氏施行有小愆乏反不如令，辄劾以不承用诏书、乏军要斩，又减以《丁酉诏书》；《丁酉诏书》，汉文所下，不宜复以为法，故别为之《留律》。秦世旧有厩置、乘傅、副车、食厨，汉初承秦不改，后以费广稍省，故后汉但设骑置，无车马，而律犹著其文，则为虚设，故除《厩律》，取其可用合科者，以为《邮（音尤）驿令》。其告反逮验，别入《告劾律》。上言变事，以为《变事令》。以惊事告急，与《兴律》烽燧（峰遂二音）及科令者，以为《警事律》。《盗律》有还赃畀主，《金布律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，科有平庸坐赃事，以为《偿赃律》。律之初制，无免坐之文，张汤、赵禹始作监临部主、见知故纵之例。其见知而故不举劾，各与同罪，失不举劾，各以赎论；其不见不知，不坐也；是以文约而例通。科之为制，每条有违科，不觉不知，从坐之免，不复分别，而免坐繁多，宜总为免例，以省科文，故更制定其由例，以为《免坐律》。诸律令中有其教制，本条无从坐之文者，皆从此取法也。凡所定，增十三篇，就故五篇，合十八篇，於正律九篇为增，於旁章科令为省矣。改汉旧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，更依古义制为五刑。其刑死有三，髡（苦昆反），刑有四，完刑、作刑各三，赎刑十一，罚金六，杂抵罪七，凡三十七名，以为律首。又改《贼律》，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，谓之大逆无道，要斩，家属从坐，不及祖父母、孙。至於谋反大逆，临时捕之，或潴，或枭菹（侧疏反），夷其三族，不在律令。所以严绝恶迹也。贼斗杀人，以劾而亡，许依古义，听子弟得追杀之。会赦及过误相杀，不得报仇，所以止杀害也。正杀继母，与亲母同，防继假之隙也。除异子之科，使父子无异财也。殴（一口反）兄姊加至五岁刑，以明教化也。囚徒诬告人反，罪及亲属，异於善人，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。告投书弃市之科，所以轻刑也。正篡囚弃市之罪，断凶强为义之踪也。二岁刑以上，除以家人乞鞫之制，省所烦狱也。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，所以齐风俗也。
斯皆魏世所改，其大略如此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怀天下当以仁，理天下当以义。律令者，聊以记刑名之数耳，岂所恃以为治也。惟明於经训者乃能用法，徒贵习法之熟，而无保国化民之本，是李斯所以亡秦者矣。夫业儒之侮经者，尚多有之，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，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，苟如是，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！自后世观魏之所以存，岂系於有律博士，而其所以亡者，岂系於律令之繁省乎！卫觊之言，非经邦之令猷也。”
齐王时，司马师辅政，坐母邱俭以大逆之罪，诛夷之。乃改出女从死之律（见《详谳门》）。
晋武帝泰始三年，贾充等修律令成，帝亲自临讲，使裴楷执读。四年，大赦天下，乃颁新律。初，文王秉魏政，患前代律令烦杂，陈群、刘劭虽经改革，而科网太密。於是命贾充等定法令，就汉九章增十一篇，仍其族类，正其体号，改旧律为《刑名》、《法例》，辩《囚律》为《告劾》、《系讯》、《断狱》，分《盗律》为《请赇》、《诈伪》、《水火》、《毁亡》，因事类为《卫宫》、《违制》，撰《周官》为《诸侯律》，合二十篇，六百三十条，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。蠲其苛秽，在於益时。其余未宜除之者，若军事、田农、酤酒，未得皆从人心，权设其法，太平当除，故不入律，悉以为令。施行制度，以此设教，违令有罪则入律也。其常事品式章程，各还其府，为故事。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，除谋反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，省禁锢相告之条，去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。轻过误老小女人，当罚金、杖者，皆令半之。重奸伯叔母之令，弃市。淫寡女，三岁刑。崇嫁娶之要，一以下聘为正，不治私约。峻礼教之防，准五服以制罪也。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，十二万六千二百言，六十卷，故事三十卷。其后，明法掾张斐，又注律，表上之，其要曰：律始於《刑名》者，所以定罪制也；终於《诸侯》者，所以毕其政也。是以经略罪法之轻重，正加减之等差，明发众篇之多义，补其章条之不足，较举上下纲领。其犯盗贼、诈伪、请赇者，则求罪於此，作役、水火、畜养、守备之细事，皆求之作本名。告讯为之心舌，捕系为之手足，断狱为之定罪，名例齐其法制。自始及终，往而不穷，变动无常，周流四极，上下无方，不离於法律之中。其知而犯之谓之故，意以为然谓之失，违忠欺上谓之谩，背信藏巧谓之诈，亏礼废节谓之不敬，两讼相趣谓之斗，两和相害谓之戏，无变斩击谓之贼，不意误犯谓之过，逆节绝理谓之不道，陵上僭贵谓之恶逆，将害未发谓之戕，唱首先言谓之造意，二人对议谓之谋，制众建计谓之率，不和谓之强，攻恶谓之略，三人谓之群，取非其物谓之盗，货财之利谓之赃。凡二十者，律义之较名也。夫律者，当慎其变，审其理。若不承用诏书，无故失之刑，当从赎；谋反之同伍，实不知情，当从刑：此故失之变也。卑与尊斗，皆为贼。斗之加兵刃水火中，不得为戏，戏之重也。向人室庐道径射，不得为过，失之禁也。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，当为贼，贼之似也。过失似贼，戏似斗，斗而杀伤傍人，又似误，盗伤缚守似强盗，呵人取财似受赇，因辞所连似告劾，诸勿听治似故纵，持质似恐喝。如此之比，为无常之格也。五刑不简，正於五罚；五罚不服，正於五过。意善功恶，以金赎之。故律制，生罚不过十四等，死刑不过三，徒加不过六，囚加不过五，累作不过十一岁，累笞不过千二百，刑等不过一岁，金等不过四两。月赎不计日，日作不拘月，岁数不疑闰。不以加至死，并死不复加。不可累者，故有并数；不可并数，乃累其加。以加论者，但得其加；与加同者，连得其本。不在次者，不以通论。以人得罪与人同，以法得罪与法同。侵生害死，不可齐其防；亲疏公私，不可常其教。礼乐崇於上，故降其刑；刑法闲於下，故全其法。是故尊卑叙，仁义明，九族亲，王道平也。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，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，不自知亡为缚守，将中有恶言为恐喝，不以罪名呵为呵人，以罪名呵为受赇，劫召其财为持质。此六者，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。即不求自与为受求，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，输入呵受为留难，敛人财物积藏於官为擅赋，加殴击之为戮辱。诸如此类，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。夫刑者，司理之官；理者，求情之机；情者，心神之使。心感则情动於中，而形於言，畅於四支，发於事业。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，内怖而色夺。论罪者务本其心，审其情，精其事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然后乃可以正刑。仰手似乞，俯手似夺，捧手似谢，拟手似诉，拱臂似自首，攘臂似格斗，矜庄似威，怡悦似福。喜怒忧惧，貌在声色；奸贞猛弱，候在视息。出口有言当为告，下手有禁当为贼，喜子杀怒子当为戏，怒子杀喜子当为贼。诸如此类，自非至精，不能极其理也。
律之名例，非正文而分明也。若八十，非杀伤人，他皆勿论，即诬告谋反者反坐。
十岁，不得告言人；即奴婢捍主，主得喝杀之。贼燔人室庐舍积聚，盗赃五匹以上，弃市；即燔官府积聚盗，亦当与同。殴人，教令者与同罪，即令人殴其父母，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。若得违物强取强乞之类，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。法律中诸不敬，违仪失式，及犯罪为公为私，赃入身不入身，皆随事轻重取法，以例求其名也。夫理者，精元之妙，不可以一方行也；律者，幽理之奥，不可以一体守也。或计过以配罪，或化俗以循常，或随事以尽情，或取舍以从时，或推重以立防，或引轻以就下，公私废避之宜，除削重轻之变，皆所以临时观衅，者用法执诠者，幽於未制之中，采其根芽之微，致之机略之上，称轻重於毫铢，考辈类於参伍，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。夫奉圣谟典者操刀执绳，刀妄加则伤物，绳妄弹则侵直。
枭首者恶之长，斩刑者罪之大，弃市者死之下，髡作者刑之威，赎罚者误之诫。
王者立此五刑，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也，故为敕慎之经，皆拟《周易》有变通之体焉。夫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推而行之谓之通，举而错之谓之格。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，髡罪者是秋凋落之变，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也。五刑成章，辄相依准，法律之义也。
刘颂为廷尉，频表宜复肉刑，不见省。颂上言曰：“臣昔上行肉刑，从来积年，遂寝不论。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，而轻违圣王之典刑，未详之甚，莫过於此。今死刑重，故非命者众；生刑轻，故罪不禁奸。所以然者，肉刑不用之所致也。今为徒者，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，去家悬远，作役山谷，饥寒切身，志不聊生，又有廉士介者，苟虑不首死，则皆为盗贼矣，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！又今徒富者输财，计日归家，乃无役之人也。贫者起为奸盗，又不制之虏也。不刑，则罪无所禁；不制，则群恶横肆。
为法若此，道不尽善也。是以徒亡日属，贼盗日烦。亡之数者至有十数，得辄加刑，日益一岁，此为终身之徒也。自顾反善无期，而灾困逼身，其志亡思盗，势不得息，事使之然也。古者用刑以止刑，今反於此。诸重犯亡者，过三寸辄重髡之，此以刑生刑；加作一岁，此以徒生徒也。亡者积多，系囚猥畜。议者曰囚不可不赦，复从而赦之，此为刑不制罪，法不胜奸。下知法之不胜，相聚而谋为不轨，月异而岁不同。故自顷以来，奸恶陵暴，所在充斥。议者不深思此故，而曰肉刑於名忤听，忤听孰与贼盗不禁？圣王之制肉刑，远有深理，其事可得而言，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，乃去其为恶之具，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，止奸绝本，理之尽也。亡者刖足，无所用复亡。盗者截手，无所用复盗。淫者割其势，其理亦如之。除恶塞源，莫善於此，非徒然也。此等已刑之后，便各归家，父母妻子，共相养恤，不流离於涂路。有今之困，创愈可役，上准古制，随宜业作，虽已刑残，不为虚弃，而所患都塞，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。今宜取死刑之限轻，及三犯逃亡淫盗，悉以肉刑代之。其三岁刑以下，已自杖罚遣，又宜制其罚数，使有常限，不得减此。其有宜重者，又任之官长。应四、五岁刑者，皆髡笞，笞至一百，稍行，使各有差，悉不复居作。然后刑不复生刑，徒不复生徒，而残体为戮，终身作诫。人见其痛，畏而不犯，必数倍於今。且为恶者随发被刑，去其为恶之具，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，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，而蹴（取育反）居必死之穷地同哉！而犹曰肉刑不可用，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。”疏上，又不见省。
惠帝之世，政出群下，每有疑狱，各出私情，刑法不定，狱讼繁滋。尚书裴、刘颂上疏论之。讼疏曰：“自近代以来，法渐多门，令甚不一。臣今备掌刑断，职思其忧，谨具启闻。臣窃伏惟陛下为政，每尽善，故事求曲当，则例不得直；尽善，故法不得全。何则？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，而上求尽善，则诸下牵文就意，以赴主之所许，是以法不得全。刑书征文，征文必有乖於情听之断，而上安於曲当，故执平者因文可引，则生二端。是法多门，令不一，则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，所欲浅深，苟断不一，则居上者难以检下，於是事同议异，狱犴不平，有伤於法。古人有言：‘人主详，其政荒；人主期，其事理。’详匪他，尽善则法伤，故其政荒也。期者，轻重之当，虽不厌情，苟入於文，则得而行之，故其事理也。又君臣之分，各有所司。法欲必奉，故令主者守文；理有穷塞，故使大臣释滞；事有时宜，故人主权断。主者守文，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；大臣释滞，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；人主权断，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。天下万事，自非斯格重为，故不近似此类，不得出以意妄议，其余皆以律令从事。然后法信於下，人听不惑，吏不容奸，可以言政。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，大臣官吏各守其局，则法一矣。古人有言：‘善为政者，看人设教。’看人设教，制法之谓也。又曰‘随时之宜’，当务之谓也。然则看人随时，在大量也，而制其法。
法轨既定则行之，行之信如四时，执之坚如金石，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，复称‘随时之宜’，傍引‘看人设教’，以乱政典哉！何则？始制之初，固已看人而随时矣。今若设法未尽当，则宜改之。若谓已善，不得尽以为制，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。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，法也。已令四海，不可以不信以为教，方求天下之不慢，不可绳以不信之法。且先识有言：‘人至愚而不可欺也。’不谓平时背法意断，不胜百姓愿也。上古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。夏殷及周，书法象魏。三代之君齐圣，然咸弃曲当之妙鉴，而任征文之直准，非圣有殊，所遇异也。今论时敦朴，不及中古，而执平者欲情之所安，自於议事以制。臣窃以为听言则美，论理则违。然天下至大，事务众杂，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。故臣谓宜立格为限，使主者守文，死生以之，不敢错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轻重，则法常全。
事无正据，名例不及，大臣论当，以释不滞，则事无阂。至於非常之断，出法赏罚，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，封赵氏之无功，唯人主专之，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。
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，似是而非之奏塞，此盖齐法之大准也。夫出法权制，指施一事，厌情合听，可耳目，诚有临时当意之快，胜於征文不允人心也。然起为经制，终年施用，恒得一而失十。故小有所得者，必大有所失；近有所漏者，必远有所苞。故谙事识体者，善权轻重，不以小害大，不以近妨远。忍曲当之近，以全简直之大准。不牵於凡听之所安，必守征文以正例。每临其事，恒御此心以决断，此又法之大概也。又律法断罪，皆当以律法令正文，若无正文，依附名例断之，其正文明例所不及，皆勿论。法吏以上，所执不同，得为异议。如律之文，守法之官，唯当奉用律令。至於法律之内，所见不同，乃得为异议也。今限法曹郎令史，意有不同为驳，唯得论释法律，以正所断，不得援求诸外，论随时之宜，以明法官守局之分。”诏下其事。侍中、太宰、汝南王亮奏，以为：“夫礼以训世，而法以整俗，理化之本，事实由之。若断不断，常轻重随意，则王宪不一，人无所错矣。故观人设教，在上之举；守文直法，臣吏之节也。臣以为太康八年，随事异议。周悬象魏之书，汉咏画一之法，诚以法与时共，义不可二。今法素定，而法为议，则有所开长，以为宜如颂所启，为永久之制。”於是门下属三公曰：“昔先王议事以制。自中古以来，执法断事，既以立法，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。
若常以善夺法，则人逐善而不忌法，其害甚於无法也。按启事，欲令法令断一，事无二门，郎令史已下，应复出法按，随事以闻也。”
怀帝永嘉元年，除三族刑。
东晋元帝为丞相，在江东承制，时百度草创，议断不循法律，人立异议，高下无状。主簿熊远奏曰：“礼以崇善，法以闲非，故礼有常典，法有常防，人知恶而无邪心。是以周建象魏之制，汉创画一之法，故能阐弘大道，以至刑措。律令之作，由来尚矣。经贤智，历夷险，随时斟酌，最为周备。自军兴以来，法度陵替，至於处事不用律令，竞作厉命，人立异议，曲物情，亏伤大例。府立节度，复不奉用，临事改制，朝作夕改。至於主者不敢任法，每辄关谘，委之大官，非为政之体。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，监司当以法弹违，不得动用开塞，以坏成事。案法盖粗术，非妙道也，矫割物情，以成法耳。若每随物情，辄改法制，此为以情坏法。法之不一，是谓多门，开人事之路，广私请之端，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。
凡为议者，若违律令节度，当合经传及前此故事，不得任情以破成法。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，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，不得直以情言，无所依准，以亏旧典也。若开塞随宜，权道制物，此是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专用。主者唯当征文据法，以事为断耳。”是时帝以权宜从事，尚未能从。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，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，又上书曰：“今施行诏书，有考子正父死刑，或鞭父母问子所在。近主者所称《庚寅诏书》，举家逃亡家长斩。若是逃亡之主，斩之虽重犹可。设子孙犯事，将考祖父逃亡，逃亡是子孙，而父祖婴其酷。伤顺破教，如此者众。相隐之道离，则君臣之义废；君臣之义废，则犯上之奸著矣。秦网密文峻，汉兴，扫除烦苛，风移俗易，几於刑措。大人革命，不得不荡其秽匿，通其圯（符鄙反）滞。今诏书宜除者多，有便於当今，著为正条，则法差简易。”元帝令曰：“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。是以明罚敕法，先王所慎。自元康以来，事故荐臻，法禁滋蔓。大理所上，宜朝堂会议，蠲除诏书不可用者，此孤所虚心也。”
帝即位，卫展为廷尉，上言：“古者肉刑，事经前圣，汉文除之，增加大辟。
今人户荒，百不遗一，而刑法峻重，非句践养胎之议。愚谓宜复古施行，以隆太平之化。”诏内外通议。王导、贺循等议：“今盗者窃人之财，淫者奸人之色，亡者避叛之役，皆无杀害也，刖之以刑。刑之则止，而加之斩戮，戮过其罪，死不可生，纵虐於此，岁以巨计。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，而况行之於政乎！或者乃曰，死犹不惩，而况於刑？然者冥也，其至愚矣，虽加斩戮，忽为灰土，死事日往，生欲日存，未以为改。若刑诸市朝，朝夕鉴戒，刑者诫为恶之永痛，恶者睹残刖之长废，故足惧也。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，明诫以惩愚，其理远矣。”尚书令刁协等议，以：“今中兴祚崇，大命惟新，诚宜设肉刑，宽法以育人。然惧群小愚弊，习玩所见而忽异闻，或未能咸服。愚谓行刖之时，先明申法令，乐刑者刖，甘死者杀，则心服矣。古典刑不上大夫，今士人有犯者，谓宜如旧，不在刑例，则进退惟允。”尚书周ダ等议，以为：“复肉刑以代死，诚是圣王之至德，哀矜之弘覆。然窃以为刑罚轻重，随时而作。时人少死而易威，则从轻而宽之；时人多罪而难威，则宜死刑而济之。肉刑平代所应立，非救弊之宜也。方今圣化草创，人有余奸，习恶之徒，为非未已，截头绞颈，尚不刑禁，而乃更断足劓鼻，轻其刑罚，使欲为恶者轻犯官刑，蹈罪更众，是为轻其刑诱其人於罪，残其身以加楚毒也。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，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，畏重之常人，反为犯轻而致困，此皆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也！恐受刑者转广，而为非者日多，踊贵屦贱，有鼻者鬼也。徒有轻刑之名，而实开长恶之源。不如杀以止杀，重以全轻，权小停之。须圣化渐著，兆庶易感之日，徐施行也。”议奏，元帝犹欲从展所上，大将军王敦以为：“百姓习俗日久，忽复肉刑，必骇远近。且逆寇未殄，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。”於是乃止。
大兴四年，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过差，上疏，以为：“阴阳错缪，皆烦刑所致。赦不欲数，然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，须以救弊也，今之宜赦，理亦如之。”庾翼言：“大较江东之政，以妪煦豪强，常为民蠹，时有行法，辄施之寒劣。”按史称元帝好刑名，郭璞复有繁刑之谏。《璞传》载全疏数百言，然指陈实事，不过言建兴四年督运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上流，以为冤酷之异。盖自江左中兴以来，姑息立国，北征大事，以乏兴杀一督运，未为过也。而当时冤之，史氏书之，以为淫刑。嗣是之后，习为宽弛。刘隗、刁协、庾亮稍欲济以综核，而召变稔祸矣。
明帝太宁三年，复三族刑，惟不及妇人。
咸康之时，庾冰好为纠察，近於繁细，后益矫违，复从宽纵，疏密自由，律令无用矣。
石勒既称赵王，以世乱，律令烦多，命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其要，作《辛亥制》五千文，施行十余年，乃用律令。以理曹参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，咸用法详平，国人称之。
安帝元兴末，桓元辅政，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，以轻死刑，命百官议。蔡廓上议，以为：“肉刑之设，肇自哲王。盖由曩代风淳，人多谨，图像既陈，则机心直戢，刑人在涂，则不逞改操，故能胜残去杀，化崇无为。季末浇伪，设网弥密，利巧之怀日滋，耻畏之情转寡。终身剧役，不足止奸，况乎黥劓，岂能反善？徒有酸惨之声，而无济俗之益。至於弃市之条，实非不赦之罪，事非手杀，考律同归，轻重均科，减降路塞，锺、陈以之抗言，元皇所为留。愍今英辟翼赞，道邈伊周，诚宜明慎用刑，爱人弘育，申哀矜以革滥，移大辟於支体，全性命之至重，恢繁息於将来。”而孔琳之议不同。时议多与琳之同，遂不行。
六年，以旱，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，谪其未竟，五月以下皆免遣。幸洛阳寺，录囚徒，举冤狱。
时廷尉陈宠钩校律令条法，溢於《甫刑》者除之。曰：“臣闻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，故《甫刑》大辟二百，五刑之属三千。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失礼则入刑，相为表里者也。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，耐罪千六百九十八，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，溢於《甫刑》者千九百八十九，其四百一十大辟，千五百耐罪，七十九赎罪。《春秋保干图》曰：‘王者三百年一蠲法。’汉兴以来，三百二年，宪令稍增，科条无限。又律有三家，其说各异。宜令三公、廷尉平定律令，应经合义者，可使大辟二百，而耐罪赎、罪二千八百，并为三千，悉删除其余令，与礼相应，以易万人视听，以致刑措之美，传之无穷。”未及施行，及宠免，后遂寝。而苛法稍繁，人不堪之。宠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，为《决事比》，以省请谳之弊。又上除蚕室刑，解赃吏三世禁锢，狂易杀人得减重论，母子兄弟相代死，听赦所代者。事皆施行。建初中，有人侮辱人父者，其子杀之，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，自后因以为比，有《轻侮法》。张敏议以为：“开相杀之路，又《轻侮》之比浸繁，至有四五百科，难以垂训，请除其弊（详见《详谳门》）。”
九年，复置若卢狱官（若卢狱属少府，主鞫将相大臣）。
是后又有黄门北寺、若卢、都内诸狱（都内，主藏官名，《前书》有都内令丞，属大司农）。十一年，诏郡国、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，未竟三月者，免归田里。
十五年，有司奏，以为夏至微阴起，蘼草死，可以决小事。是岁，初令郡国以日短至按薄刑。
安帝永初二年，旱，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，录囚徒，赐河南尹、廷尉卿及官属各有差，即日降雨。
和帝末，下令麦秋案验薄刑，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，因此遂盛夏断狱。鲁恭上疏谏曰：“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，忧念万民，为崇和气，罪非殊死，且勿案验。
所以助仁德，顺昊天，致和气，利黎民者也。旧制至立秋行薄刑，自永元十五年以来，改用孟夏，而刺史、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，进良退残之化，因以盛夏追召农人，拘对考验，连滞无已。司隶典司京师，四方是则，而近於春月分行诸部，言劳来贫人，而无隐恻之实，烦扰郡县，廉考非急，逮捕一人之罪根连十数，上逆时气，下伤农业。按《易》，五月《遇》用事。经曰：‘后以施令诰四方。’言君以夏至之日，施命令止四方行者，盖所以助微阴也。行者尚止之，况於逮召考掠，夺其时哉！《月令》：‘孟夏断薄刑，出轻系。’夫断薄刑者，谓其轻罪已正，不欲令久系，故时断之也。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，可从此令，其决狱案考，皆以立秋为断，以顺时节，育成万物，则天地以和，刑罚以清矣。”
肃宗时，断狱皆以冬至之前，自后论者互多异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，鲁恭议曰：“夫阴阳之气，相扶而行，发动用事，各有时节。若不当其时，则物随而伤。王者虽质文不同，而兹道无变，四时之政，行之若一。《月令》，周世所造，而所据皆夏之时也，其变者唯正朔、服色、牺牲、徽号、器械而已。故曰：
‘殷因於夏礼，周因於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’《易》曰：‘潜龙勿用。’言十一月、十二月阳气潜藏，未得用事。虽吹嘘万物，养其根ぼ，犹盛阴在上，地冻水冰，阳气否隔，闭而成冬。故曰：‘履霜坚冰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’言五月微阴始起，至十一月坚冰至也。夫王者之作，因时为法。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，助三正之微，著令，冀承天心，顺物性命，以致时雍。然从变改以来，年岁不熟，价常贵，人不宁安。小吏不与国同心者，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，不问曲直，便即格杀，虽有疑罪，不复谳正。一夫吁嗟，王道为亏，况於众乎？《易》十一月‘君子以议狱缓死’。可令疑罪使详其法，大辟之科，尽冬月乃断。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，勿以报囚如故事。”后卒施行。
元初二年，诏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，勿笞，诣冯翊、扶风屯，妻子自随，占著所在。女子勿输。亡命死罪以下赎，各有差。其吏人聚为盗贼，有悔过者，除其罪。
顺帝永建元年，诏减死罪以下徙边；其亡命赎，各有差。永和五年、汉安二年，各有此令。
冲帝即位，令郡国、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，徙边。谋反大逆不用此令。
桓帝建和元年，诏郡国系囚减死一等，勿笞。唯谋反大逆，不用此书。
三年及和平元年，永兴元年、二年，俱有减死罪及赎罪之令。
灵帝建宁元年，令天下系囚未决入缣赎，各有差。
三年，熹平四年、六年，光和三年，中和四年，各有此令。桓帝延熹九年，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帝怒，下郡国，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。案经三府，太尉陈蕃之，曰：“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，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十世宥之，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？”不肯平署。帝愈怒，遂下膺等於黄门北寺狱。其辞所连及，杜密、陈翔、陈实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。
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相望。陈蕃上言极谏，帝怒，策免之，自后无敢复为党人言者。窦武、霍等复以为言，帝意稍解，乃诏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初，诏书下钩党，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，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。诏书前后迫切州郡，髡笞掾史。从事坐传舍责曰：“诏书疾恶党人，旨意恳恻。青州六郡，其五有党，平原何治而得独无？”弼曰：“先王疆理天下，画界分境，水土异齐，风俗不同。他郡自有，平原自无，胡可相比？
若承望上司，诬陷善良，淫刑滥罚，以逞非理，则平原之人，户可为党。相有死而已，所不能也。”从事大怒，即收郡僚职送狱，遂举奏弼。会党禁解，所脱甚众。灵帝初即位，时李膺等虽废锢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秽朝廷，希之者唯恐不及，更共相标榜，为之称号，有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厨”之号。及陈、窦用事，复举拔膺等。陈、窦诛，膺等复废。宦官疾恶膺等，每下诏书，辄申党人之禁。侯览怨张俭尤甚，乃令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，而俭为之魁。诏刊章捕俭等。曹节因讽有司奏诸钩党者虞放、李膺、杜密、朱、荀昱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，请下郡县考治。时上年十四，问节等曰：“何以为钩党？”对曰：“即党人也。”上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？”对曰：“皆相举群辈，欲为不轨。”上曰：“不轨者何？”对曰：“欲危社稷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凡党人死者百余人，妻子皆徙边。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，宦官一切指为党人；有怨隙者，因相陷害。州县承旨，或有未尝交关，亦罹祸毒，其死徙废禁又六七百人。张俭亡命困迫，望门投止，莫不重其名行，破家相容。其所经历，伏重诛者以十数，连引收考，布遍天下，宗亲并皆残灭，郡县为之残破。
按：党锢之狱，出於宦官之恶直鬼正，然欲加之罪，则必从而为之辞。灵帝之问曹节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？”善哉，问也！帝时年方童幼，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，忠贤鲠直之可恶，故发此问。至对以“谋不轨，危社稷”，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，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。自昔昏暴之君，诛诤臣，戮直士，若龙逄、比干之俦，皆以谏诤於朝而婴祸，而窃议於野者则未尝罪之也。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，张汤始有腹诽之律，皆处以死罪。今观党锢诸贤所坐，即偶语、腹诽之罪；而曹节、王甫辈所为，盖袭斯、汤之故智也。至於根连株逮坐死者，不可胜计。虽曰主昏政乱，凶得以肆其威虐，然亦有由来矣。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，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。义纵为定襄太守，定襄狱中重罪二百余人，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，纵一切捕鞫，曰“为死罪解脱”，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。成晋为南阳太守，宛富贾张倚恃后宫、中官之势，纵横里中。功曹岑至等劝晋收捕等，既而遇赦，晋竟诛之，并收其宗族宾客，杀二百余人，后乃奏闻。夫重囚之罪可杀也，张之罪可杀也，至其宗党宾客数百人，岂皆有可死之罪乎而一概杀之？义纵酷吏，所为固不足道。成晋、岑至，名士也，亦复若此。虽曰其心出於嫉恶，然淫酷亦太甚。则夫张俭亡命，其所经历，伏重诛者数十家，至於宗亲歼殄，郡县残破，盖亦汉世之法耳。夫子曰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《传》曰：“作法於贪，敝将若之何？”信哉！崔实《政论》曰：“凡为天下者，自非上德，严之则治，宽之则乱。何以明其然也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，审为政之理，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，海内清肃，天下密如，算计见效，优於孝文。及元帝即位，多行宽政，卒以堕损，威权始夺，遂为汉室基祸之主。政道得失，於此可监。夫刑罚者，治乱之药石；德政者，兴平之粱肉也。夫以德教除残，是以粱肉治疾也；以刑罚治平，是以药石供养也。方今承百王之敝，值厄运之会。自数世以来，政多恩贷，驭委其辔，马骀其衔，四牡横奔，皇路险倾。方将扌甘勒以救之，岂暇鸣和鸾、谐节奏哉？
昔文帝除肉刑，当斩右趾者弃市，笞者往往致死。是文帝以严致平，非以宽致平也。”
司马公曰：“汉家之法已严矣，而崔实犹病其宽，何哉？盖衰世之君，率多柔懦，凡愚之佐，唯务姑息，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，豪猾之民犯法不诛；仁恩所施，止於目前；奸宄得志，纪纲不立。故崔实之论，以矫一时之枉，非百世之通义也。”
按：崔实《政论》主於严刑，而其论发於桓帝之初年，司马温公亦以为矫一时之枉。然愚尝考之，汉自冲、质而后，政日以圯，其敝盖原於人主昏庸，戚阉相继秉政，纪纲日乱，刑罚不中，而国随以亡，其咎不在於刑轻也。且二帝之时，屡有诏书轻减死罪，或止於髡钳，或徙边，或赎缣，唯谋反大逆，不用此令。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，坐张俭亲知及所经过者死，此二者所诛甚众，岂亦反逆乎！
盖牧守皆戚阉之党，故於其所疾恶者，公违诏书而诛歼之。且当时奸凶得志，忠贤受祸，民不见德，亡形已具。犹幸刑制稍宽於西都，时有宽恤之诏，故其所诛殄，及於党锢之清流而不及於无辜之百姓。若使一用武、宣之法，则狼牧虎冠之徒，其作威杀戮，毒四海，必又有不可胜言者。自古人主之淫刑嗜杀者，如汉之孝武、唐之则天，宠用张汤、义纵、王温舒、周兴、来俊臣之徒，恣为威酷，然不旋踵而以法诛灭之。盖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杀，特不能胜其好杀之心，而至於用此曹；旋觉其非，而诛之以谢天下。张而能弛，故不至於亡其国。桓、灵之昏庸，岂足以语此。以昏庸之主而复欲其行严酷之法，则土崩瓦解之势当如亡秦，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汉鼎始移矣。
献帝建安元年，应劭删定律令，为《汉仪》奏之。
劭奏曰：“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，於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事，动以《经》对，言之详矣。逆臣董卓，荡覆王室，典宪焚燎，靡有孑遗。臣不自揆，辄撰具《律本章句》、《尚书旧事》、《廷尉板令》、《决事比例》、《司徒都目》、《五曹诏书》及《春秋断狱》凡二百五十篇。蠲去衤复重，为之节文。又集《议》三十篇，以类相从，凡八十二事：其见《汉书》二十五，《汉记》四，皆删叙润色，以全本体；其二十六，博采古今伟之士，文章焕炳，德义可观；其二十七，臣所创造。虽未足纲纪国体，宣洽时雍，庶几观察，增阐圣听。”帝善之。
建安中，议者欲复肉刑。孔融建议不可，从之。
融议曰：“古者淳庞，善否不别，吏端刑清，政无过失，百姓有罪，皆自取之。末世陵迟，风化坏乱，政挠其俗，法害其人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绳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残弃，非所谓‘与时消息’者也。纣朝涉之胫，天下谓为无道。夫九牧之地，千八百君，若各刖一人，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。求俗休和，弗可得已。且被刑之人，虑不念生，志在思死，类多趋恶，莫复归正。夙沙乱齐，伊戾祸宋，赵高、英布，为世大患。不能止人遂为非也，足绝人还为善耳。虽忠如鬻拳，信如卞和，智如孙膑，冤如巷伯，才如史迁，达如子政，一离刀锯，没世不齿。是太甲之思庸，穆公之霸秦，南睢之骨立，卫武之《初筵》，陈汤之都赖，魏尚之守边，无所复施也。汉开改恶之路，凡为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远度深惟，弃短就长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”朝廷善之，卒不改焉。
其后魏公曹操复欲行肉刑，令曰：“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，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？”陈群对曰：“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於笞，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，所谓名轻而实重也。名轻则易犯，实重则伤民。且杀人偿死，合於古制，至於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，非其理也。若用古刑，使淫者下蚕室，盗者刖其足，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。夫三千之属，虽未可悉复，若斯数者，时之所患，宜先施用。汉律所杀殊死之罪，仁所不及也，其余逮死者，可易以肉刑。如此，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。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，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也。”当时议者，唯锺繇与群议同，余皆以为未可行。操以军事未罢，顾众议而止。
按：是时肉刑之不用已三百余年，而卒欲复之，诚非笃论。然陈群所谓“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”，是当时伤人者，不过坐髡钳之罪。又言“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，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”，盖自孝文立法，以笞代劓非刂，而笞数太多，反以杀人；后虽减笞数，定令，然笞者犹不免於死，於是遂以笞为死刑。其不当死者，则并不复笞之，如孝章以来，屡有宽刑之诏，俱言“减死一等者，勿笞，徙边”，盖惧其笞则必至於死也。然斗很伤人与奸盗不法之徒，若抵以死则太酷，免死而止於髡钳，则裁翦其毛而略不罹楚之毒，又太轻矣。
则曷若斟酌笞数，使其可以惩奸而毋至於杀人，乃合中道，而肉刑固不必议复矣。
魏武帝既建魏国，乃定甲子科，犯钛（音弟，又音大）。左右趾者易以斗械，是时乏铁，故易以木焉。又嫌汉律太重，故令依律论者，听得科半，使从半减也。
讨袁谭时，民惮役而亡，令不得降。顷之，亡民有诣门自首者，公谓之曰：
“听汝则违令，杀汝则诛首，归深自藏，毋为吏所得。”民垂泣而去。
文帝受禅，又议肉刑。详议未定，会有军事，复寝。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（详见《详谳》）。又令：谋反、大逆乃得相告，其余皆勿听治；敢妄相告，以其罪罪之。
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，男听以罚代金，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，以其刑体裸露故也。
时宫室盛兴，而期会迫急，帝亲召问，言犹在口，身首已分。王肃抗疏曰：
“陛下所行刑，皆宜死之人也。然众庶不知，将为仓卒。愿下之於吏而暴其罪。
均之死也，不污宫阙，不为缙绅惊惋，不为远近所疑。人命至重，难生易杀，是以圣王重之。孟轲云：‘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仁者不为也’”
青龙二年，诏曰：“‘鞭作官刑’，所以纠慢怠也，而顷多以无辜死。其减鞭杖之制，著於令。”又令有司删定大辟，减死罪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，周人刑错而不用。朕从百王之末，追望上世之风，邈乎何相去之远？法令滋章，犯者弥多，刑罚愈众，而奸不可止。往者按大辟之条，多所蠲除，思济生民之命，此朕之至意也。而郡国毙狱，一岁之中，尚过数百，岂朕训导不醇，俾民轻罪；将苛法犹存，为之陷阱乎？有司其议狱缓死，务从宽简，及乞恩者，或辞未出而狱已报断，非所以究理尽情也。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，诸有死罪具狱已定，非谋反、手杀人，亟语其亲治，有乞恩者，使与奏当文书俱上，朕将思所以全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朕意。”诏更定魏法，制《新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书官令》、《军中令》，合百八十余篇。时承用秦汉旧律，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（音恢）。悝撰次诸国法，著《法经》，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，故其律始於《盗》、《贼》。盗贼须劾捕，故《囚》、《网》捕二篇。其轻狡、越城、博戏、借假不廉、淫侈逾制，以为《杂律》一篇，又以《具律》具其加减。是故所著六篇而已，然皆罪名之制也。商君受之以相秦。汉承秦制，萧何定律，除参夷连坐之罪，增部主见知之条，益事律《兴》、《厩》、《户》三篇，合为九篇。叔孙通益律所不及，傍章十八篇，张汤《越宫律》二十七篇，赵禹《朝律》六篇，合六十篇。又汉时决事，集为《令甲》以下三百余篇，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《法比都目》，凡九百六卷。世有增损，率皆集类为篇，结事为章。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，事类虽同，轻重乖异。而通条连句，上下相蒙，虽大体异篇，实相采入。《盗律》有残伤之例，《贼律》有盗章之文，《兴律》有上狱之法，《厩律》有逮捕之事，若此之比，错糅（人又反，又女救反）无常。后人生意，各为章句。孙叔宣、郭令卿、马融、郑元诸儒章句，十有余家，家数十万言。凡断罪所当由用者，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，言数益繁，览者益难。天子於是下诏，但得用郑氏章句，不得杂用余家。卫觊又奏曰：“刑法者，国家之所贵重，而私议之所轻贱；狱吏者，百姓之所悬命，而选用者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请置律博士，转相教授。”事遂施行。然而律文烦广，事比众多，离本依末，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，附轻法论之，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，附重法论之。洪、象虽皆弃市，而轻枉者相继。是时太傅锺繇又上疏求复肉刑，诏下其奏，司徒王朗议又不同。时议者百余人，与朗同者多。帝以吴蜀未平，又寝。其后，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，命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劭、给事黄门侍郎韩逊、议郎庾嶷、中郎黄休、荀诜等删约旧科，傍采汉律，定为魏法。其序略曰：旧律所以难知者，由於六篇篇少故也。篇少则文荒，文荒则事寡，事寡则罪漏。是以后人稍增，更与本体相离。今制新律，宜都总事类，多其篇条。
旧律因秦《法经》，就增三篇，而《具律》不移，因在第六。罪条例既不在始，又不在终，非篇章之义。故集罪例以为《刑名》，冠於律首。《盗律》有劫掠、恐喝（许葛反，相恐也）、和卖买人，科有持质，皆非盗事，故分以为《劫掠律》。
《贼律》有欺谩（武安反）、诈伪、逾封、矫制，《囚律》有诈伪生死，《令丙》有诈自复免，事类众多，故分为《诈律》。《贼律》有贼伐树木、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，《金布律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，故分为《毁亡律》。《囚律》有告劾、传覆，《厩律》有告反逮受，科有登闻道辞，故分为《告劾律》。《囚律》有系囚、鞫狱、断狱之法，《兴律》有上狱之事，科有考事报谳，宜别为篇，故分为《系讯》、《断狱律》。《盗律》有受所监、受财枉法，《杂律》有假借不廉，《令乙》有呵（呼回反）人受钱，科有使者验赂，其事相类，故分为《请赇律》。
《盗律》有劫辱强贼，《兴律》有擅兴徭役，《具律》有出卖呈，科有擅作修舍事，故分为《兴擅律》。《兴律》有乏徭、稽留，《贼律》有储峙不办，《厩律》有乏军之兴，及旧典有奉诏不谨、不承用诏书，汉氏施行有小愆乏反不如令，辄劾以不承用诏书、乏军要斩，又减以《丁酉诏书》；《丁酉诏书》，汉文所下，不宜复以为法，故别为之《留律》。秦世旧有厩置、乘傅、副车、食厨，汉初承秦不改，后以费广稍省，故后汉但设骑置，无车马，而律犹著其文，则为虚设，故除《厩律》，取其可用合科者，以为《邮（音尤）驿令》。其告反逮验，别入《告劾律》。上言变事，以为《变事令》。以惊事告急，与《兴律》烽燧（峰遂二音）及科令者，以为《警事律》。《盗律》有还赃畀主，《金布律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，科有平庸坐赃事，以为《偿赃律》。律之初制，无免坐之文，张汤、赵禹始作监临部主、见知故纵之例。其见知而故不举劾，各与同罪，失不举劾，各以赎论；其不见不知，不坐也；是以文约而例通。科之为制，每条有违科，不觉不知，从坐之免，不复分别，而免坐繁多，宜总为免例，以省科文，故更制定其由例，以为《免坐律》。诸律令中有其教制，本条无从坐之文者，皆从此取法也。凡所定，增十三篇，就故五篇，合十八篇，於正律九篇为增，於旁章科令为省矣。改汉旧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，更依古义制为五刑。其刑死有三，髡（苦昆反），刑有四，完刑、作刑各三，赎刑十一，罚金六，杂抵罪七，凡三十七名，以为律首。又改《贼律》，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，谓之大逆无道，要斩，家属从坐，不及祖父母、孙。至於谋反大逆，临时捕之，或潴，或枭菹（侧疏反），夷其三族，不在律令。所以严绝恶迹也。贼斗杀人，以劾而亡，许依古义，听子弟得追杀之。会赦及过误相杀，不得报仇，所以止杀害也。正杀继母，与亲母同，防继假之隙也。除异子之科，使父子无异财也。殴（一口反）兄姊加至五岁刑，以明教化也。囚徒诬告人反，罪及亲属，异於善人，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。告投书弃市之科，所以轻刑也。正篡囚弃市之罪，断凶强为义之踪也。二岁刑以上，除以家人乞鞫之制，省所烦狱也。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，所以齐风俗也。
斯皆魏世所改，其大略如此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怀天下当以仁，理天下当以义。律令者，聊以记刑名之数耳，岂所恃以为治也。惟明於经训者乃能用法，徒贵习法之熟，而无保国化民之本，是李斯所以亡秦者矣。夫业儒之侮经者，尚多有之，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，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，苟如是，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！自后世观魏之所以存，岂系於有律博士，而其所以亡者，岂系於律令之繁省乎！卫觊之言，非经邦之令猷也。”
齐王时，司马师辅政，坐母邱俭以大逆之罪，诛夷之。乃改出女从死之律（见《详谳门》）。
晋武帝泰始三年，贾充等修律令成，帝亲自临讲，使裴楷执读。四年，大赦天下，乃颁新律。初，文王秉魏政，患前代律令烦杂，陈群、刘劭虽经改革，而科网太密。於是命贾充等定法令，就汉九章增十一篇，仍其族类，正其体号，改旧律为《刑名》、《法例》，辩《囚律》为《告劾》、《系讯》、《断狱》，分《盗律》为《请赇》、《诈伪》、《水火》、《毁亡》，因事类为《卫宫》、《违制》，撰《周官》为《诸侯律》，合二十篇，六百三十条，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。蠲其苛秽，在於益时。其余未宜除之者，若军事、田农、酤酒，未得皆从人心，权设其法，太平当除，故不入律，悉以为令。施行制度，以此设教，违令有罪则入律也。其常事品式章程，各还其府，为故事。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，除谋反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，省禁锢相告之条，去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。轻过误老小女人，当罚金、杖者，皆令半之。重奸伯叔母之令，弃市。淫寡女，三岁刑。崇嫁娶之要，一以下聘为正，不治私约。峻礼教之防，准五服以制罪也。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，十二万六千二百言，六十卷，故事三十卷。其后，明法掾张斐，又注律，表上之，其要曰：律始於《刑名》者，所以定罪制也；终於《诸侯》者，所以毕其政也。是以经略罪法之轻重，正加减之等差，明发众篇之多义，补其章条之不足，较举上下纲领。其犯盗贼、诈伪、请赇者，则求罪於此，作役、水火、畜养、守备之细事，皆求之作本名。告讯为之心舌，捕系为之手足，断狱为之定罪，名例齐其法制。自始及终，往而不穷，变动无常，周流四极，上下无方，不离於法律之中。其知而犯之谓之故，意以为然谓之失，违忠欺上谓之谩，背信藏巧谓之诈，亏礼废节谓之不敬，两讼相趣谓之斗，两和相害谓之戏，无变斩击谓之贼，不意误犯谓之过，逆节绝理谓之不道，陵上僭贵谓之恶逆，将害未发谓之戕，唱首先言谓之造意，二人对议谓之谋，制众建计谓之率，不和谓之强，攻恶谓之略，三人谓之群，取非其物谓之盗，货财之利谓之赃。凡二十者，律义之较名也。夫律者，当慎其变，审其理。若不承用诏书，无故失之刑，当从赎；谋反之同伍，实不知情，当从刑：此故失之变也。卑与尊斗，皆为贼。斗之加兵刃水火中，不得为戏，戏之重也。向人室庐道径射，不得为过，失之禁也。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，当为贼，贼之似也。过失似贼，戏似斗，斗而杀伤傍人，又似误，盗伤缚守似强盗，呵人取财似受赇，因辞所连似告劾，诸勿听治似故纵，持质似恐喝。如此之比，为无常之格也。五刑不简，正於五罚；五罚不服，正於五过。意善功恶，以金赎之。故律制，生罚不过十四等，死刑不过三，徒加不过六，囚加不过五，累作不过十一岁，累笞不过千二百，刑等不过一岁，金等不过四两。月赎不计日，日作不拘月，岁数不疑闰。不以加至死，并死不复加。不可累者，故有并数；不可并数，乃累其加。以加论者，但得其加；与加同者，连得其本。不在次者，不以通论。以人得罪与人同，以法得罪与法同。侵生害死，不可齐其防；亲疏公私，不可常其教。礼乐崇於上，故降其刑；刑法闲於下，故全其法。是故尊卑叙，仁义明，九族亲，王道平也。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，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，不自知亡为缚守，将中有恶言为恐喝，不以罪名呵为呵人，以罪名呵为受赇，劫召其财为持质。此六者，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。即不求自与为受求，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，输入呵受为留难，敛人财物积藏於官为擅赋，加殴击之为戮辱。诸如此类，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。夫刑者，司理之官；理者，求情之机；情者，心神之使。心感则情动於中，而形於言，畅於四支，发於事业。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，内怖而色夺。论罪者务本其心，审其情，精其事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然后乃可以正刑。仰手似乞，俯手似夺，捧手似谢，拟手似诉，拱臂似自首，攘臂似格斗，矜庄似威，怡悦似福。喜怒忧惧，貌在声色；奸贞猛弱，候在视息。出口有言当为告，下手有禁当为贼，喜子杀怒子当为戏，怒子杀喜子当为贼。诸如此类，自非至精，不能极其理也。
律之名例，非正文而分明也。若八十，非杀伤人，他皆勿论，即诬告谋反者反坐。
十岁，不得告言人；即奴婢捍主，主得喝杀之。贼燔人室庐舍积聚，盗赃五匹以上，弃市；即燔官府积聚盗，亦当与同。殴人，教令者与同罪，即令人殴其父母，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。若得违物强取强乞之类，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。法律中诸不敬，违仪失式，及犯罪为公为私，赃入身不入身，皆随事轻重取法，以例求其名也。夫理者，精元之妙，不可以一方行也；律者，幽理之奥，不可以一体守也。或计过以配罪，或化俗以循常，或随事以尽情，或取舍以从时，或推重以立防，或引轻以就下，公私废避之宜，除削重轻之变，皆所以临时观衅，者用法执诠者，幽於未制之中，采其根芽之微，致之机略之上，称轻重於毫铢，考辈类於参伍，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。夫奉圣谟典者操刀执绳，刀妄加则伤物，绳妄弹则侵直。
枭首者恶之长，斩刑者罪之大，弃市者死之下，髡作者刑之威，赎罚者误之诫。
王者立此五刑，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也，故为敕慎之经，皆拟《周易》有变通之体焉。夫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推而行之谓之通，举而错之谓之格。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，髡罪者是秋凋落之变，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也。五刑成章，辄相依准，法律之义也。
刘颂为廷尉，频表宜复肉刑，不见省。颂上言曰：“臣昔上行肉刑，从来积年，遂寝不论。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，而轻违圣王之典刑，未详之甚，莫过於此。今死刑重，故非命者众；生刑轻，故罪不禁奸。所以然者，肉刑不用之所致也。今为徒者，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，去家悬远，作役山谷，饥寒切身，志不聊生，又有廉士介者，苟虑不首死，则皆为盗贼矣，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！又今徒富者输财，计日归家，乃无役之人也。贫者起为奸盗，又不制之虏也。不刑，则罪无所禁；不制，则群恶横肆。
为法若此，道不尽善也。是以徒亡日属，贼盗日烦。亡之数者至有十数，得辄加刑，日益一岁，此为终身之徒也。自顾反善无期，而灾困逼身，其志亡思盗，势不得息，事使之然也。古者用刑以止刑，今反於此。诸重犯亡者，过三寸辄重髡之，此以刑生刑；加作一岁，此以徒生徒也。亡者积多，系囚猥畜。议者曰囚不可不赦，复从而赦之，此为刑不制罪，法不胜奸。下知法之不胜，相聚而谋为不轨，月异而岁不同。故自顷以来，奸恶陵暴，所在充斥。议者不深思此故，而曰肉刑於名忤听，忤听孰与贼盗不禁？圣王之制肉刑，远有深理，其事可得而言，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，乃去其为恶之具，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，止奸绝本，理之尽也。亡者刖足，无所用复亡。盗者截手，无所用复盗。淫者割其势，其理亦如之。除恶塞源，莫善於此，非徒然也。此等已刑之后，便各归家，父母妻子，共相养恤，不流离於涂路。有今之困，创愈可役，上准古制，随宜业作，虽已刑残，不为虚弃，而所患都塞，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。今宜取死刑之限轻，及三犯逃亡淫盗，悉以肉刑代之。其三岁刑以下，已自杖罚遣，又宜制其罚数，使有常限，不得减此。其有宜重者，又任之官长。应四、五岁刑者，皆髡笞，笞至一百，稍行，使各有差，悉不复居作。然后刑不复生刑，徒不复生徒，而残体为戮，终身作诫。人见其痛，畏而不犯，必数倍於今。且为恶者随发被刑，去其为恶之具，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，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，而蹴（取育反）居必死之穷地同哉！而犹曰肉刑不可用，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。”疏上，又不见省。
惠帝之世，政出群下，每有疑狱，各出私情，刑法不定，狱讼繁滋。尚书裴、刘颂上疏论之。讼疏曰：“自近代以来，法渐多门，令甚不一。臣今备掌刑断，职思其忧，谨具启闻。臣窃伏惟陛下为政，每尽善，故事求曲当，则例不得直；尽善，故法不得全。何则？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，而上求尽善，则诸下牵文就意，以赴主之所许，是以法不得全。刑书征文，征文必有乖於情听之断，而上安於曲当，故执平者因文可引，则生二端。是法多门，令不一，则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，所欲浅深，苟断不一，则居上者难以检下，於是事同议异，狱犴不平，有伤於法。古人有言：‘人主详，其政荒；人主期，其事理。’详匪他，尽善则法伤，故其政荒也。期者，轻重之当，虽不厌情，苟入於文，则得而行之，故其事理也。又君臣之分，各有所司。法欲必奉，故令主者守文；理有穷塞，故使大臣释滞；事有时宜，故人主权断。主者守文，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；大臣释滞，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；人主权断，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。天下万事，自非斯格重为，故不近似此类，不得出以意妄议，其余皆以律令从事。然后法信於下，人听不惑，吏不容奸，可以言政。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，大臣官吏各守其局，则法一矣。古人有言：‘善为政者，看人设教。’看人设教，制法之谓也。又曰‘随时之宜’，当务之谓也。然则看人随时，在大量也，而制其法。
法轨既定则行之，行之信如四时，执之坚如金石，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，复称‘随时之宜’，傍引‘看人设教’，以乱政典哉！何则？始制之初，固已看人而随时矣。今若设法未尽当，则宜改之。若谓已善，不得尽以为制，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。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，法也。已令四海，不可以不信以为教，方求天下之不慢，不可绳以不信之法。且先识有言：‘人至愚而不可欺也。’不谓平时背法意断，不胜百姓愿也。上古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。夏殷及周，书法象魏。三代之君齐圣，然咸弃曲当之妙鉴，而任征文之直准，非圣有殊，所遇异也。今论时敦朴，不及中古，而执平者欲情之所安，自於议事以制。臣窃以为听言则美，论理则违。然天下至大，事务众杂，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。故臣谓宜立格为限，使主者守文，死生以之，不敢错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轻重，则法常全。
事无正据，名例不及，大臣论当，以释不滞，则事无阂。至於非常之断，出法赏罚，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，封赵氏之无功，唯人主专之，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。
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，似是而非之奏塞，此盖齐法之大准也。夫出法权制，指施一事，厌情合听，可耳目，诚有临时当意之快，胜於征文不允人心也。然起为经制，终年施用，恒得一而失十。故小有所得者，必大有所失；近有所漏者，必远有所苞。故谙事识体者，善权轻重，不以小害大，不以近妨远。忍曲当之近，以全简直之大准。不牵於凡听之所安，必守征文以正例。每临其事，恒御此心以决断，此又法之大概也。又律法断罪，皆当以律法令正文，若无正文，依附名例断之，其正文明例所不及，皆勿论。法吏以上，所执不同，得为异议。如律之文，守法之官，唯当奉用律令。至於法律之内，所见不同，乃得为异议也。今限法曹郎令史，意有不同为驳，唯得论释法律，以正所断，不得援求诸外，论随时之宜，以明法官守局之分。”诏下其事。侍中、太宰、汝南王亮奏，以为：“夫礼以训世，而法以整俗，理化之本，事实由之。若断不断，常轻重随意，则王宪不一，人无所错矣。故观人设教，在上之举；守文直法，臣吏之节也。臣以为太康八年，随事异议。周悬象魏之书，汉咏画一之法，诚以法与时共，义不可二。今法素定，而法为议，则有所开长，以为宜如颂所启，为永久之制。”於是门下属三公曰：“昔先王议事以制。自中古以来，执法断事，既以立法，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。
若常以善夺法，则人逐善而不忌法，其害甚於无法也。按启事，欲令法令断一，事无二门，郎令史已下，应复出法按，随事以闻也。”
怀帝永嘉元年，除三族刑。
东晋元帝为丞相，在江东承制，时百度草创，议断不循法律，人立异议，高下无状。主簿熊远奏曰：“礼以崇善，法以闲非，故礼有常典，法有常防，人知恶而无邪心。是以周建象魏之制，汉创画一之法，故能阐弘大道，以至刑措。律令之作，由来尚矣。经贤智，历夷险，随时斟酌，最为周备。自军兴以来，法度陵替，至於处事不用律令，竞作厉命，人立异议，曲物情，亏伤大例。府立节度，复不奉用，临事改制，朝作夕改。至於主者不敢任法，每辄关谘，委之大官，非为政之体。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，监司当以法弹违，不得动用开塞，以坏成事。案法盖粗术，非妙道也，矫割物情，以成法耳。若每随物情，辄改法制，此为以情坏法。法之不一，是谓多门，开人事之路，广私请之端，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。
凡为议者，若违律令节度，当合经传及前此故事，不得任情以破成法。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，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，不得直以情言，无所依准，以亏旧典也。若开塞随宜，权道制物，此是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专用。主者唯当征文据法，以事为断耳。”是时帝以权宜从事，尚未能从。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，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，又上书曰：“今施行诏书，有考子正父死刑，或鞭父母问子所在。近主者所称《庚寅诏书》，举家逃亡家长斩。若是逃亡之主，斩之虽重犹可。设子孙犯事，将考祖父逃亡，逃亡是子孙，而父祖婴其酷。伤顺破教，如此者众。相隐之道离，则君臣之义废；君臣之义废，则犯上之奸著矣。秦网密文峻，汉兴，扫除烦苛，风移俗易，几於刑措。大人革命，不得不荡其秽匿，通其圯（符鄙反）滞。今诏书宜除者多，有便於当今，著为正条，则法差简易。”元帝令曰：“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。是以明罚敕法，先王所慎。自元康以来，事故荐臻，法禁滋蔓。大理所上，宜朝堂会议，蠲除诏书不可用者，此孤所虚心也。”
帝即位，卫展为廷尉，上言：“古者肉刑，事经前圣，汉文除之，增加大辟。
今人户荒，百不遗一，而刑法峻重，非句践养胎之议。愚谓宜复古施行，以隆太平之化。”诏内外通议。王导、贺循等议：“今盗者窃人之财，淫者奸人之色，亡者避叛之役，皆无杀害也，刖之以刑。刑之则止，而加之斩戮，戮过其罪，死不可生，纵虐於此，岁以巨计。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，而况行之於政乎！或者乃曰，死犹不惩，而况於刑？然者冥也，其至愚矣，虽加斩戮，忽为灰土，死事日往，生欲日存，未以为改。若刑诸市朝，朝夕鉴戒，刑者诫为恶之永痛，恶者睹残刖之长废，故足惧也。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，明诫以惩愚，其理远矣。”尚书令刁协等议，以：“今中兴祚崇，大命惟新，诚宜设肉刑，宽法以育人。然惧群小愚弊，习玩所见而忽异闻，或未能咸服。愚谓行刖之时，先明申法令，乐刑者刖，甘死者杀，则心服矣。古典刑不上大夫，今士人有犯者，谓宜如旧，不在刑例，则进退惟允。”尚书周ダ等议，以为：“复肉刑以代死，诚是圣王之至德，哀矜之弘覆。然窃以为刑罚轻重，随时而作。时人少死而易威，则从轻而宽之；时人多罪而难威，则宜死刑而济之。肉刑平代所应立，非救弊之宜也。方今圣化草创，人有余奸，习恶之徒，为非未已，截头绞颈，尚不刑禁，而乃更断足劓鼻，轻其刑罚，使欲为恶者轻犯官刑，蹈罪更众，是为轻其刑诱其人於罪，残其身以加楚毒也。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，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，畏重之常人，反为犯轻而致困，此皆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也！恐受刑者转广，而为非者日多，踊贵屦贱，有鼻者鬼也。徒有轻刑之名，而实开长恶之源。不如杀以止杀，重以全轻，权小停之。须圣化渐著，兆庶易感之日，徐施行也。”议奏，元帝犹欲从展所上，大将军王敦以为：“百姓习俗日久，忽复肉刑，必骇远近。且逆寇未殄，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。”於是乃止。
大兴四年，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过差，上疏，以为：“阴阳错缪，皆烦刑所致。赦不欲数，然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，须以救弊也，今之宜赦，理亦如之。”庾翼言：“大较江东之政，以妪煦豪强，常为民蠹，时有行法，辄施之寒劣。”按史称元帝好刑名，郭璞复有繁刑之谏。《璞传》载全疏数百言，然指陈实事，不过言建兴四年督运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上流，以为冤酷之异。盖自江左中兴以来，姑息立国，北征大事，以乏兴杀一督运，未为过也。而当时冤之，史氏书之，以为淫刑。嗣是之后，习为宽弛。刘隗、刁协、庾亮稍欲济以综核，而召变稔祸矣。
明帝太宁三年，复三族刑，惟不及妇人。
咸康之时，庾冰好为纠察，近於繁细，后益矫违，复从宽纵，疏密自由，律令无用矣。
石勒既称赵王，以世乱，律令烦多，命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其要，作《辛亥制》五千文，施行十余年，乃用律令。以理曹参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，咸用法详平，国人称之。
安帝元兴末，桓元辅政，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，以轻死刑，命百官议。蔡廓上议，以为：“肉刑之设，肇自哲王。盖由曩代风淳，人多谨，图像既陈，则机心直戢，刑人在涂，则不逞改操，故能胜残去杀，化崇无为。季末浇伪，设网弥密，利巧之怀日滋，耻畏之情转寡。终身剧役，不足止奸，况乎黥劓，岂能反善？徒有酸惨之声，而无济俗之益。至於弃市之条，实非不赦之罪，事非手杀，考律同归，轻重均科，减降路塞，锺、陈以之抗言，元皇所为留。愍今英辟翼赞，道邈伊周，诚宜明慎用刑，爱人弘育，申哀矜以革滥，移大辟於支体，全性命之至重，恢繁息於将来。”而孔琳之议不同。时议多与琳之同，遂不行。